长路未尽:货币基金角逐全民理财时代

麦子971

“成功者总是不约而同地配合时代的需要。”

这是一句出自《中国合伙人》的经典台词，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货币市场基金几度起落沉浮的写照。

货币市场基金兴起于利率市场化，繁荣于移动互联网时代，这个本应风险最低的基金品种，也曾蕴藏着重大流动性风险，有过无比高光的时刻，最终却在重重监管下归于平凡。

中国货币基金的二十载发展历程，是监管规范新型金融工具管理制度的积极探索，是互联网促进金融产品创新的有益尝试，是基金管理人追求规模并为此付出代价的宝贵教训，更是普通民众革新理财观念、勇于追求财富增值的时代印记。

我们无可否认，货币基金在全民理财时代扮演着无可取代的角色。

01.萌芽

货币基金的投资范围仅限于货币市场工具。货币市场工具是固定收益证券的一种，具有期限短、流动性高、风险低等特征，通常由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大型工商企业发行。

常见的货币市场工具包括银行定期存款、短期回购协议、中央银行票据、短期政府债券、短期融资券等。

货币基金的诞生，与货币市场高企的投资门槛不无关系。

1970年代，美联储通过Q条款对银行存款利率设定上限，而当时短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较高。因为最低交易额的限制，很多中小投资者无法进入国债市场，不断扩大的利差让嗅觉敏锐的华尔街基金经理看到了机会。

1972年，美国人布鲁斯·本特和亨利·布朗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只货币基金——Reserve Fund（储备基金）。他们向中小储户募集资金购买大额存单，并按日给付红利，将收益率与流动性进行了完美结合，某种意义上这个基金成为了银行活期储蓄的替代品。

这款产品一经推出便广受欢迎，仅一个月就吸引了100万美元存款。到1973年末，基金规模达到近1亿美元。

随后货币基金在美国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在诞生后的第十年即1982年，美国货币基金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2350亿美元，成为了超过股票型和债券型基金管理规模的庞然大物。

在中国，货币基金是利率市场化的产物。

自1996年起，我们国家相继实现了同业拆借、银行间债券回购、政策性金融债、国债利率的市场化，但银行存款利率长期以来却没能实现市场化定价。

在利率管制松动的过程中，利率套利机会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诞生了第一批货币基金，这让普通民众的小额资金得以流入货币市场，分享货币市场较高的收益率。

2003年，华安基金发行了中国公募基金历史上第一只货币市场基金——华安现金富利。当时成立尚不满五年的华安基金，在产品创新方面力度颇大，相继推出了国内的第一只开放式基金和第一只开放式指数基金。

据称，当时华安基金同时在筹备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的产品研发，时任总经理韩方河做出重要战略选择：暂时放弃发行债券基金，集中人员筹备设立货币市场基金。

这个选择很快被印证为是真知灼见。华安现金富利一经推出迅速引爆市场，两周累计募集资金42.54亿元，认购客户超12万户。一年半之后，华安现金富利规模就提升至500亿元，成为当时全市场最大的开放式基金。

在华安现金富利成立后半年内，招商、博时、南方、长信、华夏等基金公司相继推出了同类型产品。由于当时的监管对货币基金没有进行明确规范，各家基金公司产品的投资范围、收益计提方式、收益分配方式等不尽相同。这些细微差别投资者一般不会关注，却影响着基金产品的实际收益率。

2004年8月，《货币市场基金管理暂行条例》正式出台，监管空白被填补。为了控制货币基金的风险，《条例》明确规定基金投资组合的平均剩余期限不得超过180天，部分产品的投资标的平均剩余期限超过200天的情况被明令禁止，同时风险相对较高的可转债和低信用级别的企业债也被排除在可投资范围之外。

尽管监管对货币基金的投资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制，但是当时货币基金的收益仍然可观，部分产品的年化收益可以达到3%，远超当时一年期存款利率2.25%。此外，货币基金作为一个大资金池，通过一些借款安排可以实现快速申赎，一定额度范围内货币基金的流动性不输活期存款。

于是，沉淀在银行的资金开始涌入货币基金。到2005年6月末，货币基金的规模已经突破1800亿元。不到两年时间，货币基金规模膨胀至成立之初的40多倍，在基金总规模中的占比也超过了40%，成为了基金产品中不容忽视的力量。

不过当时货币基金的参与者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因为当时的基金申赎流程较为繁琐，大众投资者参与起来并不方便，且普通投资者对于基金这一投资品种并不熟悉，接受度并不高。到2012年底，全市场货币基金数量已经达到95只，总规模突破7000亿元，但货币基金在个人投资者群体中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中国货币基金面世后的第十年，另一场风暴开始酝酿。

02.崛起

2012年，中国手机端网民的数量首次超过PC端，属于移动互联网的时代悄然到来。金融和互联网，这两个原本泾渭分明的行业，之间的界限开始被突破，新一轮产业发展的浪潮蓄势待发。

2013年5月29日，支付宝和天弘基金联手推出了一款名为余额宝的理财产品。余额宝的实质是以互联网为募集渠道的货币市场基金，对于居民理财而言，这是一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品。

支付宝后台开设了余额宝接口，资金转入门槛低至1元，收益率高于银行存款，随时可以取出，多重优势让余额宝迅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热点，并进而促成银行存款大规模“搬家”。截至2013年12月31日，余额宝客户数达到了4303万人次，规模高达1853亿元，规模直逼四大银行存款。

余额宝的迅速崛起，离不开多重影响因素：

收益水平远超银行存款。余额宝诞生之时，正值股市持续低迷，货币总量不断收紧，银行业遭遇着前所未有的“钱荒”。

银行协议存款是货基的重要投资方向之一，余额宝汇集了大量的闲散资金购买银行大额存单，七日年化收益率自4%左右一路攀升至超6%，显著高于银行的五年定期存款收益。2014年1月2日，余额宝7日年化收益率更是达到了惊人的6.7630%，同期银行活期存款利率仅为0.3%。

互联网用户思维被极致发挥。原先货币基金赎回要T+2日才能到账，少数银行网上直销账户可以做到T+1日。为了提升客户体验，余额宝依靠机构垫资实现了T+0到账，货币基金流动性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得到化解。

余额宝把原来货币基金按月结算收益的规则，改成了按日结算，投资者从投入资金的第三天起就能看到收益金额，可以让客户迅速感受到理财的乐趣。这些看似很小的改动，却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客户对货币基金的兴趣。

余额宝的成功还与货币基金第一次触及草根客群不无关系。银行、信托、券商等理财服务存在数额不等的资金门槛，余额宝则不设最低购买金额限制，传统金融业没有覆盖的小钱、零钱，成为了余额宝的目标。

支付宝的活跃客户以年轻群体为主，很多一线城市的月光族、理财小白，很快接受了这种创新的互联网金融产品。截至2013年末，余额宝用户平均年龄仅28岁，人均持有金额4307元。其中，18到35岁的余额宝用户占比高达82.8%。

虽然彼时很多人都在将资金转入余额宝，但也许人们不知道的是，余额宝的背后其实是一支天弘基金发行的货币基金。这款横空出世的理财工具迅速搅动了金融行业的一池春水，并促使货币基金第一次真正走进大众视野。

普通民众自此开始接受来自互联网金融的教育，并真切地感受到产品创新的价值和力量。中小投资者的财富管理，不再受传统银行营业时间、地点的限制，即使是小额资金也可以尽可能争取可观的投资收益。

03.变革

余额宝的成功，迅速改变了货币基金业的江湖生态。

各大机构纷纷推出了货币基金产品，并逐步演变成一场狂欢。2014年1月，腾讯公司紧随阿里步伐，在微信理财通上线了同类型货币基金产品。随后，各大互联网平台、银行、基金公司、券商、代销机构陆续推出“宝宝类”产品，现金宝、活期宝、薪金宝、工资宝等各种类型的货币基金层出不穷，一时间渐成百舸争流之势。

截至2018年6月30日，全市场共有393只货币市场基金，总规模约8.44万亿元。其中，“宝宝类”产品数量达74只，挂钩56只货币基金，规模达4.54万亿元，占货币基金总规模的半壁江山。

“宝宝类”产品的崛起，对商业银行造成了巨大冲击。以余额宝为例，为保证流动性需求，余额宝选择将90%以上的资产投资于协议存款。由于“宝宝类”基金协议存款的利率远高于管制利率，因此货币基金好像鲶鱼入池，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渠道，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形成竞争，加速了利率市场化。自此之后，银行业不再完全主导资金供求模式和定价机制，躺着赚钱的日子渐行渐远。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在推动利率市场化的同时，阶段性的阵痛不容忽视。

为应对存款搬家压力，商业银行不得不上浮存款利率。尽管货币基金的资金最终借助各种渠道会回流到银行体系内，但由于资金来源结构的变化，银行负债成本被动提高。

负债端成本的上升就会要求银行资产端的回报率也要上升，因此银行不得不提升资产业务的风险偏好，加剧资金供求结构失衡、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和银行风险暴露，最终通过贷款利率、通道业务等成本转嫁到实体经济，让本就风雨飘摇的实体经济变得更加脆弱。

公募基金行业也在加入内卷。2013年10月，支付宝母公司蚂蚁金服出资11.8亿元认购天弘基金2.623亿元的注册资本，以51%的持股比例一跃成为天弘基金第一大股东。

天弘基金背靠支付宝这棵大树，成长速度让其他公司望其项背。截至2014年3月末，余额宝规模达到了5413亿元，占天弘基金公募产品管理规模的97%。

天弘基金从管理规模100亿元左右、业内排名50名开外的中小型基金公司，一跃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客户最多的基金公司。此后更是在几年时间内，资金规模直接突破万亿大关，一举成为中国公募基金历史上首个规模破万亿的基金公司，并在2018年3月达到了1.689万亿元的历史峰值。

为了快速扩大管理规模，提升行业排名，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发行货币基金，部分公司甚至选择依赖机构定制的货币基金来做大管理规模。由于货币基金的管理费率极低，这种追逐管理规模的策略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一种无意义的消耗。

04.监管

值得注意的是，当基金公司为了追求排名，无休止扩大货币基金规模的时候，可能会让货币基金变成“灰犀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在美国广为人知的货币市场基金Primary基金，因购买的商业票据违约，导致投资人发生了3%的本金损失，引发了一轮大规模恐慌性撤资。

一周内3000亿美元资金撤离，加剧了美国商业票据市场的崩溃，最终美国财政部与美联储使尽浑身解数才得以稳定市场。美国货币基金也自此进入低潮，并开始缴纳风险准备金。

在中国，同样也出现过类似的危急时刻。2016年12月，因债市大跌，机构现金流紧张并巨量赎回货基，引发传导效应，使得货基流动性出现紧张，最终在监管部门的干预下才得以应对赎回压力。因为银行间市场的踩踏链条很容易出现在机构型货基投资者中，所以在这一轮危机后，机构型货币基金的规模出现显著下降。

货币基金给予投资者实时赎回的便利，但没有对这种资金的快进快出建立相应的保护机制。一旦有未预期到的负面冲击，因为基金投资结构过于单一，投资者的“羊群效应”极容易产生挤兑，恐慌性赎回会迅速蔓延至整个金融市场，甚至对实体经济造成危害。

自2017年开始，为了应对这种流动性风险，监管节奏逐步加码。

2017年9月1日，证监会发布《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流动性新规”对货币基金的流动性进行了严格要求，比如同一基金管理人所管理采用摊余成本法进行核算的货币市场基金的月末资产净值，合计不得超过该基金管理人风险准备金月末余额的200倍。

同时，新规提高了对流动性资产配比要求，引导货基回归流动性管理工具。新规要求新成立基金持有人不能过于集中，对允许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超过基金总份额50%情形的进行了严格限制。上述要求限制了货币基金的扩张规模和速度。

2017年底，基金业协会召开基金评价业务座谈会，要求基金评价机构应进一步弱化对基金公司管理规模的关注，不再公布包含货币市场基金规模的排名数据。

在剔除货币基金的份额后，当年的公募基金规模排名发生了很大的变动，管理规模前五的是易方达、博时、华夏、嘉实以及南方基金这样的老牌基金公司，而天弘基金则从排名第1位滑落至第53位，工银瑞信滑落至第10位。

货币基金从规模排名中剔除后，各家基金公司没有了通过代销渠道在季末或年末冲量的动力，但彼时的货币基金收益中枢尚能维持在4%的水平。余额宝更是凭借其丰富的消费场景和支付的便利性，规模仍在持续上涨。

随后，更加严厉的监管措施陆续出台。2018年6月，央行、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货币市场基金互联网销售、赎回相关服务的指导意见》，规范货基网上销售及赎回，对“T+0赎回提现”实施限额管理。

指导意见要求，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提供以货币市场基金份额直接进行支付的增值服务，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货币市场基金销售业务，不得为“T+0赎回提现”业务提供垫资等。

《意见》发布后，宝宝类理财产品由于规模过于庞大，受到了窗口指导。多家基金公司的货基得以接入余额宝平台，改变了天弘余额宝的一家独大的局面。

就这样，扩张多年的货币基金在低利率与严监管的环境下开始有节奏地“去库存”，货币基金逐步淡化规模。

失去了收益和便利性的优势之后，风险控制成为首要任务，基金组合资产的变现能力与投资者赎回需求的匹配与平衡成为公募基金管理人的主要追求，公募基金业也开始朝着更加规范、理性、成熟的方向发展。

05.低潮

从2017年金融市场去杠杆开始，货币基金的简单套利和信用下沉模式受到了严格约束，逐步回归流动性管理工具本质，收益水平也进入了单边下跌通道。

到了2018年，国家的监管重点从金融市场去杠杆逐步转向实体经济去杠杆。在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压力下，货币政策开始边际放松，货币基金收益率进一步下滑，吸引力进一步被弱化。

早在2013年余额宝走红的时候，就有业内人士认为货币的热度不会超过十年，参照物是全球知名的互联网支付公司paypal。

1998年paypal成立，次年便设立了具有余额理财功能的货币基金。该基金由paypal公司交给巴克莱银行的母账户管理，在保留支付便利性的同时获得较高收益。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随后启动量化宽松的宏观政策，货币基金收益率持续走低，paypal的规模随之缩水，直至2011年清盘谢幕。

虽然余额理财类账户往往具有丰富的支付场景和良好的流动性，但货币基金的收益水平仍是吸引客户的关键因素。中国货币基金的兴衰同样与收益水平密切相关。

进入2022年4月，货币基金收益率全面进入“1%时代”。从余额宝时代的7%的收益高点一路下滑至此，短短十年间，货币基金迅速崛起又归于平庸，宛若黄粱一梦。

机构也在减持货币基金。一方面，机构对货基的需求逐步被中短久期指数债基取代；另一方面，银行理财打破刚兑之后，一些中小银行通过减持货基来调节流动性，应对资产端缩表。

如果说散户的撤退给余额宝等规模较大的货基“降温”，那么机构赎回对规模偏小的基金来说，则意味着是清盘。

2019年8月，交银施罗德天运宝货币基金因遭遇机构大额赎回后连续60日资产净值低于5000万元，触发清盘。半个多月之后，前海开源尊享货币基金也进入清算期，停止办理赎回与转换转出等业务，原因同样是机构需求消失。

货币基金还面临着银行理财的竞争。随着银行理财子公司陆续获批，不少银行陆续发售1元起售的固收类产品，由于银行理财产品对投资期限、久期等方面的要求稍宽于货币基金，收益往往更具优势，因此更加受到客户欢迎，这也导致货币基金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多重因素影响下的货币基金，逐渐失去了荣光。昔日的明星货币基金天弘余额宝，2023年一季度末基金总份额为0.69万亿份，与峰值1.69万亿份相比，下滑幅度近60%。

更加艰难的是，由于传统的以摊余成本法货基暗含了刚性兑付和类保本机制，在资管新规打破刚兑的大背景下，货币基金也开始净值化转型。以市值法计价的浮动净值型货基自2019年开始试点。华宝、华安、汇添富、中银、嘉实、鹏华等6家基金公司相继获批，首批试点浮动净值型货基只面向机构发售。

市场存量货基以摊余成本法计价，展示给投资者的收益是7日年化收益。新的浮动净值型货基采用市值法计价，不排除因利率上限导致短期资产波动并引发单日收益亏损的可能性。虽然长期来看，两种估值方法的货基收益差别不大，但是对投资者而言，持有体验早已不复从前。

06.新程

最初为余额宝狂欢的那一代年轻人，如今大都年过而立。但面对95后、00后的新客户，货币基金也有了崭新的使命。

今天，很多年轻人会把余额宝及其他宝宝类产品当成自己的“电子钱包”，把手头的闲散资金归拢起来，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货币基金新的市场定位。

年轻一代的风险偏好也许会相对激进和灵活，他们中很多人会通过互联网去购买公募基金进行资产配置，而货币基金正是他们沉淀资金、积累筹码的最佳平台。虽然收益率早已不复从前，但是货币基金资产配置的角色从未丢弃。

在经历了十年缓慢发展，五年高速扩张，以及2017年以来的高压监管后，货币基金悄然走过了20个春秋，有过辉煌，也有过彷徨，而普惠作为货币基金最纯正的底色从未被丢失。

公募基金是一种汇聚小微资金、共享专业理财服务的产品形式，有着天然的普惠属性，而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利用互联网广覆盖、低成本的优势，让投资理财走下神坛，真正走近普罗大众，让行业更加敬畏“小微”的力量。

普惠是模式问题，也是价值问题。互联网和金融行业在十年前的那一次碰撞，成就了普惠金融的一次华丽实践。虽然几经起落，但货币基金的普惠之旅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初心不曾改变。

如今的货币基金，还将承担更为复杂的社会责任。如何为最广泛的投资者提供安全、便捷、可靠的理财工具？如何向客户输出正确的财富理念，帮助客户进行资产配置？这些都是赋予货币基金的时代命题。

全民理财时代，货币基金的故事，终章待续。



作者：青铜组合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