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中国应努力释放更多消费支出

尹以为荣

4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吉耶娃公开表示，中国应努力释放更多消费支出。

这位总裁指出，由于过度投资引起的房地产危机，我国内需受到重创，这让整个宏观经济都处于“十字路口”。

她还敦促我国摆脱数十年以来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通过消费支出来提振经济。

她说：“现在是寻找国内增长源的时候了。”

格奥尔吉耶娃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日前访华的美国财长耶伦也提出类似的观点，为什么这些经济界的大佬都要这么说？



在我看来，本质上还是双方对经济增长的路径，具有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因此具体到一些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上，所做的也截然不同。

首先，经济学的确是西方的产物，这一点无可厚非，亚当斯密也是公认的经济学鼻祖，尤其是用“看不见的手”去形容市场，很好诠释了经济学中市场的主导地位。

而西方很多人之所以认为消费刺激经济增长是共识，很大程度上也是血泪教训总结出来的经验。

这就好比几十年前，全球有一半的经济体都在实行计划经济，但今天这个已经不需要有太多的争论了，那就是“计划经济”的确行不通。

过去西方也是这样，靠着产能增长以及相对低廉的工资，取得了经济高速增长，但最终西方面临着一个市场经济的终极问题：产能越来越高，工人薪资却不涨，商品应该卖给谁？

这个问题，才是美国大萧条的根本原因。

收入分配出现了问题，导致供给过剩，在那个年代，全球化贸易欧美已经是最富有的经济体，因此它们无法像今天的我们一样，可以依靠出口去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

当然，在更早之前，鸦片战争的时候，西方列强其实就是用大炮打开了通商的口岸，本质上也就是要解决商品应该卖给谁的问题。

在美国大萧条之后，经济学家们经过一番思考发现，供需要想平衡，必然需要提高大多数人的工资，人们的收入水平要呈现一个“橄榄型”，而不是金字塔型，于是浩浩荡荡的“修正主义”就出现了。

修正什么呢？就是修正过去纯市场的资本主义。

通过行政和工会两个手段，去调节宏观上的收入体系分配，最终保障了西方全球最强的消费能力，然后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局面。

没有例外，全球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是以第三产业即消费为支撑的，来刺激经济的增长，这一点，在今天，尤其是在西方，就约等于共识，约等于计划经济行不通，这是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

所以耶伦说，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也说，让我们用消费去刺激经济增长，这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涉及到消费支出方面的变革，这就一定会牵扯到收入分配机制的基石，也就是最底层的东西，它的复杂性，不言而喻。

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还表示，我国首先要解决房地产危机，提振消费者信心，并加强完善社会保障机制，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少储蓄，多消费”。

为什么说一个经济体不能一直依靠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呢？因为投资和出口，本质上是把产能卖出去，过去全球化贸易是以市场为主导，哪里价格便宜就在哪里买。

现在欧美开始有意识去风险，多样化的产业链布局，这个时候商品不再是以市场为主导体系的，突然加征关税，亦或是干脆不买你的商品，我们可以谴责，但这件事归根结底，也是买家的自由，只不过这个买家不是某一家公司或企业，而是一个经济体。

靠欧美市场的消费，这一点在今天来看已经越来越靠不住了，而最好的办法，还是靠自己，产能谁来消化，消费如何增长，最终都可以通过自己去达成这一既定目标。

但以我个人的愚见，刺激消费，我们所面临的结构性阻力是非常大的，这个难度有多高呢？我们只需要换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如果促消费真的那么容易，我们还有必要继续靠出口和基建投资吗？

人都是会选择的，尤其是根据一件事的难易程度和完成的可能性去选择，如今我们在刺激消费上的具体乃至实际的动作，坦白讲并不多，这也说明了，这件事它的难度，就是有那么高。

一旦涉及到最底层的收入问题，背后关联着数亿人的消费和希望，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差池，它的后果，都是不可预估的。

当然，双方还有一个可能的分歧在于，这个问题背后还牵扯到“福利主义的陷阱”。尽管目前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偏薄弱，但一直以来都有这样一个观点，即提高福利，容易助长懒汉，这几年非常流行的躺平思维，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尽管我个人不同意所谓的“福利主义陷阱”，但架不住我们传统上的文化，就是奉行所谓的“吃苦耐劳”其精神的。

除此之外，我也有更多理由怀疑，怀疑美财长耶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她们两个女性经济学者，究竟是否真的了解我们，或者说了解一个真实的我国经济社会。

她们在那里苦口婆心喊释放更多消费支出，提振消费者信心，加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难道她们自己不知道这件事实施起来的难度，以及其中牵扯到的阻力到底有多大吗？

她们当然明白，但呐喊本身也是有其意义的。

尽管实际意义可能不大，但其象征意义的确存在。

我们的分歧和共识，不应该局限在讨论福利主义陷阱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回过头仔细审视这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到今天，为什么有的人越来越忙，收入却越来越低，甚至于银行卡的存款还越来越少了。

我这么说是有数据支撑的。

2018年的招行年报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很好的样本；以当年为终点，往前数5年，也就是从2013年-2018年时间里，招行私人银行客户占比维持在0.05%-0.07%之间，他们人均资产上千万，是金字塔最高的那个梯队，人数最少，但这个群体所持有的财富资产从20.23%扩大至2018年的30%。

也就是所谓的万分之六的客户，占据了招行30%的财富资产。

而招行普通客户占比维持在98%左右，但财富资产占比从2013年的27.35%缩小至19%。按照人均财富资产划分，招行私人银行客户平均持有财富从2013年的2241万元提升至2018年的2800万元，普通人则从1.6万元降至1.05万元。

宏观上，我们的经济增长显著提升，微观上，最富有的群体人均资产从2241万元，提升至2018年的2800万元。

那么普通人呢？从1.6万元降至1.05万元，短短五年时间里，存款不仅没有变多，而是更少了。

对普通人来说，大头开销买房、教育和生活成本，可能是导致他们银行卡里余额不足的原因，并非是收入的下滑。

但从那五年的趋势来看，我们还是很容易看到马太效应愈发加剧，即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到今天，又是一个五年时间过去了，新的财富结构如何，我们也无从窥见，因为招行年报，也不再公布这些东西了。

也许，我们真的可以创造一个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即在没有较大内需消费的情况下，以投资和出口为增长的经济模式，到底能否延续下去。

又也许，传统的第三产业刺激经济增长的路径才是最优解。

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共识和分歧，不仅仅决定着我们对这一事物的认识，有时候还决定了我们要走怎样的道路。

今天来看，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end.

作者：罗sir，关心经济、社会和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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