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应对全球分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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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需要在通胀与产出之间做出权衡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国家的核心通胀比最初预期的更为持久，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按照何种时间安排让通胀回落至目标水平。本小节说明了央行的最佳方案（其实现了一个典型福利损失函数的最小化）将如何随着其目标以及示意性模型中潜在冲击的性质而变化。基线情景假设央行寻求将一个函数最小化——在该函数中，来自产出缺口和偏离通胀目标的福利损失被按照相同的权重进行了加权——同时，其也力求实现更平滑的政策利率路径。[1][39]在异质经济主体模型中，基线下的央行将选择校准政策利率路径，以在大约四年内使通胀回归目标水平（图2.14，小图1）。[2][40]如果央行要加快这一进程，并决定将通胀在其目标函数中的权重增加一倍，则其目标便是使通胀在大约三年内回归目标水平。在一种央行只关心通胀的更极端情况下，其会选择在两年内使通胀恢复到目标水平。然而，如果社会实际上对最小产出缺口和通胀目标偏差给予同样的价值，选择两年期方案会导致福利水平降低（图2.14，小图2）。[3][41]最后，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只有前瞻性学习者，最合适的情况则是在大约三年内使通胀回归目标水平。总体而言，即便成本推动型冲击的持续时长只有基线假设的一半，最佳方案仍是利用大约两年时间使通胀回到目标水平。以上情景均表明，当成本推动型冲击持续较长时间且存在部分回顾性预期的情况下，最好在更长的时间中让通胀回归目标水平。   

结论    伴随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加之2022年出现大规模成本推动型冲击（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意外上涨以及供应链扰动），许多经济体的短期通胀预期都已大幅上升。专业预测者、金融市场、家庭和企业预期的上升大致是同步的。相比之下，平均来看长期预期保持了大致稳定，并未出现脱锚的迹象。从过去长、短期通胀预期持续上升的事件来看，通胀和短期预期平均需要大约三年时间才能恢复到通胀事件前的水平，虽然各个通胀事件中的情况差别很大。估计混合菲利普斯曲线表明，与长期预期相比，短期通胀预期在解释当前通胀中发挥着更突出的作用。最近几个季度以来，通胀的驱动因素已经从底层的成本推动型冲击转向了通胀预期，这对于一般的发达经济体而言尤其如此。对于一般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预期所起的作用比通胀滞后项要小，但仍然具有显著性。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在通胀已处于高位的情况下（正如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况），预期对通胀的传导效应会增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本章分析强调了预期形成过程对通胀动态和货币政策执行的重要作用。随着一个经济体中回顾性学习者的比例增大，平均预期会变得更加持久，且当通胀居高不下时，平均预期可能会长期维持高位。与仅存在前瞻性预期的情况相比，上述粘性会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力并增加牺牲率（即放弃的产出）。经济中存在部分回顾性学习者，意味着通胀会更加持久。鉴于此，如果央行对通胀偏离目标与产出缺口二者造成的福利损失赋予了同等的权重，则可能需要长达四年的时间才能使通胀恢复到目标水平。分析表明，如果央行忽略其行动的产出缺口效应，并更迅速、更大幅地实施了紧缩政策，则可能在两年内使通胀回到目标水平，但代价是产出将会更低。综上所述，本章的结果和近期的研究表明，清晰理解所在经济体中预期形成过程的特点，对货币政策制定者而言是有益的。要获得更多的预期数据，可能需要开展密切监测，并加强对各经济主体预期信息的收集——其中，尤其要注重收集短期预期信息，因为它对当前的通胀动态似乎更为重要。本章提出可对企业财报电话会议进行文本分析，并从分析中得出企业通胀预期。这一创新指标的表现说明，我们可以利用技术进步，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及时获取预期信息。    改进货币政策框架（特别是提高央行独立性和透明度的框架）以及沟通策略，有可能提高前瞻性学习者在经济体中的占比，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Dincer、Eichengreen和Geraats，2022年）。最近的文献表明，给人们提供更多新闻可以提高其感知和预期的精确度，增强信心，并收窄观点的差异（Lamla和Vinogradov，2019年）。Haldane、Macaulay和McMahon（2020年）建议央行的沟通策略应从三方面（“3E”）开始，即“解释”（Explanation）、“参与”（Engagement）和“教育”（Education）。近期的另一些文献则关注了家庭和企业，它们建议通过一些方法来解决缺乏关注度的问题，如考虑细分受众，以及采用与更具回顾性预期的群体最相关的沟通方式——例如，在美国和欧元区，可加强通过电视进行沟通（例如，见Coibion等人，2020年；D’Acunto等人，2020年；Weber等人，2020年）。这些研究还建议频繁提供简单信息，加大对金融知识教育的投入，强调政策的目标而非工具（例如，欧央行前行长Mario Draghi于2012年作出的“不惜一切代价”的主题演讲），并根据具体情况提供有针对性的信息。这些沟通策略可以帮助经济主体认识、理解和内化货币政策决策的影响。本章作者是Silvia Albrizio（联合负责人）、John Bluedorn（联合负责人）、Allan Dizioli、Christoffer Koch和Philippe Wingender，Yaniv Cohen、Pedro Simon和Isaac Warren提供了支持。Arash Sheikholeslam和Mona Wang在计算和技术方面提供了协助。Yuriy Gorodnichenko担任外部顾问。Robert Rich和内部研讨会参与者及审稿人也就本章内容提出了宝贵意见。     第三章 全球割裂与大宗商品市场：脆弱性与风险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引发大宗商品市场割裂，而持续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可能会使情况变得更糟。本章探讨了大宗商品贸易进一步扰动影响价格、经济活动和清洁能源转型的关键渠道。研究发现，大宗商品市场面对市场割裂尤其脆弱。因各地自然禀赋的差异，大宗商品的生产通常高度集中，许多大宗商品在短期内难以替代。大宗商品市场的进一步割裂——其甚至在俄乌冲突之前就已不断增加——可能引起价格的大幅变化并加剧价格波动。模型模拟显示，贸易扰动可能会对依赖大宗商品贸易的经济体带来重大的经济影响。然而，由于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抵消效应，贸易扰动的全球经济代价似乎并不高。但十分重要的是，高度依赖农产品进口的低收入国家将受到尤其严重的影响，这引发了粮食安全方面的担忧。矿物市场的割裂也可能增加清洁能源转型的成本，并导致对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的投资低于所需水平。综上所述，这些结论为支持贸易政策的多边合作提供了又一个观点。至少，若各方能就关键矿物设立一条“绿色走廊”，并就设立“粮食走廊”达成协议，将为实现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等全球目标提供保障。引言自冷战结束以来，得益于贸易自由化、技术创新和运输成本下降，初级大宗商品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加深。一体化的大宗商品市场为全球增长提供了价格低廉的投入品，从而帮助提高了各国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对新兴市场来说）。[4][42]然而，俄乌冲突使这一进程出现了逆转。这是自1970年代以来，原油、天然气和小麦等大宗商品首次在重大冲突中被广泛用于施加压力。大宗商品的出口受到了限制，反制裁措施也随之出台。在大宗商品贸易的扰动下，2022年世界许多地区通胀大幅上行，低收入国家出现了粮食安全问题，全球增长放缓（IMF，2023年）。虽然大多数大宗商品的价格已经恢复正常，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预示着大宗商品贸易割裂的加剧已成为一项重大风险。[5][43]出于国家安全、地缘政治或其他原因，许多国家正试图将大宗商品供应链转回国内。相关措施包括针对关键矿物的政策（例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欧洲芯片法案》以及中国对镓和锗的出口限制），这些矿物对于清洁能源技术、半导体和国防而言至关重要。以上情况使得各方对市场割裂、去全球化和近岸外包的担忧急剧上升，这在大宗商品部门尤为明显（图3.1）。对公司财报电话会议的文本挖掘分析显示，在新冠疫情之前，各家公司几乎没有提到过与割裂相关的关键词；但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这些关键词的使用频率大幅增加。   

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献数量也快速增长，但各方尚未就割裂带来的经济成本达成一致意见。根据不同的情景和假设，限制商品和服务、金融和技术的国际流动所造成的长期产出损失估计会达到全球GDP的0.2%至12%。[6][44]在贸易进一步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大宗商品市场可能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大宗商品的生产难以转移，因为它与地质沉积物或土壤质量等自然禀赋相关。大宗商品往往难以在短期内找到替代品。此外，许多大宗商品是制造业和技术产业的关键投入品，这其中包括与向清洁能源转型相关的投入品。    在此背景下，本章研究了能源、农产品和矿物大宗商品市场的进一步割裂可能影响经济和全球公共品（即能源转型）的主要渠道。本章重点关注了以下问题：• 为何大宗商品市场面对市场割裂十分脆弱？• 大宗商品市场是否存在割裂，如果是，其具体形式如何？• 哪些大宗商品在国际贸易扰动面前最为脆弱？• 大宗商品市场割裂对不同集团和国家以及全球经济的经济影响是什么？• 这种割裂对清洁能源转型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本章涵盖了几乎所有国家并重点关注了48种大宗商品，其中包括农产品、能源类大宗商品（即煤炭、原油和天然气）以及其他矿物大宗商品。我们建立了一个独特的大宗商品产出、使用和双边贸易的数据库，并使用了一种结合描述性统计、实证分析和模型模拟的方法。本章模拟了一个高度典型的风险情景，即两个地缘政治集团之间的大宗商品贸易持续受到扰动，以说明大宗商品市场割裂影响价格和产出的可能渠道。这一主要情景使用了2022年各国在联合国（UN）对俄乌冲突的投票情况作为一个明确的起点，来定义两个理论上的地缘政治集团。然而，考虑到本分析对集团设置的敏感性以及评估集团设定可能性的难度，本章也研究了其他的情景，包括中立国家的作用和国家变更所属集团的影响。[7][45]主要结论如下：• 大宗商品市场在割裂出现时十分脆弱。自然禀赋对大宗商品的生产十分重要，这会导致大宗商品的产出在地理分布上高度集中。例如，全球三大矿物供应方平均占到全球矿物产量的约70%。这一点，再加上其需求弹性低、并在许多制造过程和关键技术的上游使用，这意味着大宗商品的交易量很大。然而，许多进口方只依赖少数供应方。这些特征推高了贸易扰动的成本。• 大宗商品市场的割裂程度日益加深。2022年，限制大宗商品贸易的措施大量出台，数量远多于限制其他货物贸易的措施。部分大宗商品在不同地域市场的价格差异已在扩大。甚至在俄乌冲突之前，大宗商品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和跨境并购就呈现出了下降趋势。• 市场割裂可能导致价格出现大幅变化。价格效应的大小取决于割裂以及供需的价格弹性所造成的供需失衡。示意性的局部均衡模型模拟表明，对于一些对绿色转型至关重要的矿物和一些高度交易的农产品而言，价格效应可能会特别强烈。对于许多依赖粮食进口来养活其人口的低收入国家而言，农产品价格大幅上升令人担忧。• 割裂的大宗商品市场也会加剧价格波动。在一个割裂的世界中，规模越小的市场对大宗商品供需冲击提供的缓冲可能越少，与自由贸易下的情况相比，这会导致更大幅度的价格反应。此外，因为不同集团之间的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存在巨大差异，大宗商品生产国将存在很大动力来改变其所属集团。这将在大宗商品市场引发更多的供给冲击、价格波动和不确定性，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金融稳定带来挑战。    • 对于许多依赖大宗商品的经济体来说，全球割裂将带来相当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影响。对于一些低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示意性贸易模型模拟表明其长期产出损失将超过2%。然而，由于净大宗商品生产国和净大宗商品消费国受到的影响大不相同，而且通常会互相抵消，因此全球层面上的经济损失似乎相对较小。但我们不应因此而感到自满，因为本章仅对不同集团之间的大宗商品贸易限制措施进行了定量研究。如果世界分裂成多个孤立的集团，其他商品和服务、金融、技术和知识的流动也很有可能会受到扰动，从而放大全球的经济成本（Aiyar等人，2023）。大宗商品市场割裂导致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上升，这将使政策制定变得更加复杂并增加损失，但本章的研究没有反映出这一渠道。此外，在各国内部，对大宗商品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抵消效应意味着，即使不存在明显的总产出效应，也会造成强烈的分配影响。农产品市场的割裂可能加剧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本章的模型模拟中没有包括高昂的社会和人道主义成本。总之，大宗商品市场的割裂可能会给本已充满挑战的全球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金融环境紧张和许多脆弱国家债务高企）带来相当大的经济打击。• 矿物市场的割裂可能会推升清洁能源转型的成本。在净零碳排放情景下，全球对关键矿物的需求预计将增加数倍。这些矿产的分布在地理上高度集中，其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较低，因此，经历全球割裂后，在矿物需求超出供给的集团中，贸易受到扰动可能会增加其矿物价格的上行压力。但矿产丰富的集团无法从超额供应中获益，因为其无法迅速扩大矿物精炼产能。在示意性模拟中，全球割裂将导致203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EV）投资较所需水平低30%。什么原因导致大宗商品面对市场割裂十分脆弱？    本节讨论了大宗商品市场的一些特征，尽管大宗商品具有同质性和可替代性，但这些特征会提高大宗商品贸易扰动的经济成本。生产集中度大宗商品生产的第一阶段取决于自然禀赋，而自然禀赋在地理分布上可能会高度集中。例如，矿物和能源大宗商品的开采需要具有成本效益的地质矿床。能否获得肥沃的土壤、水源和适宜的气候限制了农业的生产和产量。因此，平均而言，全球最大的三个农业生产国约占全球农业产出的65%，最大的三个能源生产国约占全球能源产量的50%，而最大的三个矿物生产国占全球矿物产量的70%（图3.2，小图1）。[8][46]

矿物是一个特例：由于矿床地理分布上的集中，其生产过程的第一阶段（开采）高度集中，而其生产的第二阶段（加工）也十分集中。考虑到自然禀赋的重要性，在中短期内迁移矿物生产开采阶段的可能性很小。供需弹性供给价格弹性衡量了产出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短期内，大宗商品的供给价格弹性相对较低（图3.2，小图2）。扩大大宗商品生产规模需要大量增加投资、获得环境许可并开展社区协商，这可能会延迟供给对价格变化的反应。例如，铜矿从勘探到开采平均需要16年（IEA，2021年）。发现新的矿床也同样成本高昂且耗费时间。[9][47]形成加工产能也会面临挑战，例如在监管法规、知识获取、技术和熟练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的要求和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挑战（IEA，2023年）。这些帮助说明了精炼和加工阶段的地理集中度。    在需求方面，许多大宗商品是关键技术和产品的投入品，或者对于家庭消费而言必不可少（例如食品、供暖、烹饪和运输）。这些大宗商品的供给扰动可能对许多部门和价值链产生连锁反应。作为生产大量商品和服务的上游投入品（图3.2，小图3），它们往往难以替代，其需求对价格波动的反应不大。这反映在它们的低需求价格弹性上，特别是在短期内。

[10][49]具体而言，此处的分析假定央行需要将福利损失函数最小化，该函数重视平滑利率的变化，并为产出和通胀的偏离程度赋予了相同的权重（是一个二次的损失函数）。分析还假定央行了解经济体中的预期形成过程，并掌握未来成本推动型冲击路径的全面信息。关于该分析的更多详细信息，请见在线附件2.7。               

[2][40]由于冲击的持续时长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所以本节介绍了两种情景，分别假设了不同的持续时长。如果冲击持续时间并不长，货币政策使通胀回归目标水平所需的时间会少于四年（图2.14，小图2）。

[3][41]福利损失显然取决于每个社会对通胀目标和产出缺口便利程度给予的权重。

[4][42]经济理论表明，贸易带来的消费增益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应能促进GDP增长。参见Feyrer（2019年、2021年）的最新分析，以及Irwin（2019）关于贸易和增长的文献综述。

[5][43]在Aiyar等人（2023年）的基础上，本章将地缘经济割裂（为简洁起见，在本章其余部分称为“割裂”）定义为由任何因政策驱动而导致的对一体化的逆转，包括出于国家安全等战略考虑而发生的逆转。它包括贸易、财政和金融措施，如关税、出口限制、补贴和支付限制。2000年代初有关贸易的文献中使用“割裂”来描述全球一体化的供应链中生产过程的地理分散性（Arndt和Kierzkowski，2000年；Deardorff，2001年）。

[6][44]参见Aiyar等人（2023年），了解关于可能的影响渠道的概述。近期对贸易限制措施造成的总体损失的定量研究包括：Albrizio等人，2023年；Attinasi、Boeckelmann和Meunier，2023年；Bolhuis、Chen和Kett，2023年；Fally和Sayre，2018年；Felbermayr、Mahlkow和Sandkamp，2022年；Hakobyan、Meleshchuk和Zymek，2023年；以及Javorcik等人，2022年。2023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四章研究了限制投资的后果，2023年4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第三章对投资组合流动开展了同样的研究，而Cerdeiro等人（2021）、Góes和Bekkers（2022）对出现技术脱钩时的损失进行了定量研究。

[7][45]各国的地缘政治距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贸易联系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为减少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影响而采取的风险管理战略的影响。然而，集团形成的内在原因不在本章的研究范围之内。这里展示的双集团情景旨在提供一个明确定义的基线情景，并使这项研究能够与近期文献中的研究进行比较。如本章后面的内容所述，引入中立国家会降低割裂带来的影响。

在线附件3.1提供了有关大宗商品、各个国家和其在各集团之间的所属情况以及数据来源的详细信息。在线附件3.5.2讨论了一些关键结论对不同集团设定的稳健性。

[8][46]本章关注的是国家而非企业。大宗商品开采通常由跨国企业或由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完成（Leruth等人，2022年）。企业层面的集中度可能不同于国家层面的集中度。然而，政府通常是土地或矿藏的最终所有者，并在有限的时间内将土地或矿藏租赁给企业。租赁条款的重新谈判以及征用是常见现象（Jaakkola、Spiro和VanBenthem，2019年）。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章还重点关注了产量而不是储量。储量和产量高度相关（USGS，2023年）。在线附件3.2提供了这些大宗商品的生产和进口集中度及其产出贸易比例。生产集中的现象在企业层面也很明显，少数国家持有关键企业的股份（Leruth等人，2022年）。

[9][47]弹性低于1则通常被视为弹性较低。参见Fally和Sayre（2018年）和Dahl（2020年）关于大宗商品供需弹性的文献综述。Arezki、vanderPloeg和Toscani（2019年）分析了资源勘探对市场激励的响应。值得注意的是，正如2023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和2023年4月《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所讨论的，扩大大宗商品供给所需的大量投资可能会受到外部资本流动扰动和更高的不确定性的阻碍，而这些都可能由地缘经济割裂而引发。

（未完待续 十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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