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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寿保险的品类演变，之前写过世界篇和中国内地篇，
今天再来回顾一下，香港人寿保险各品种的发展历史。
香港作为全球保险渗透率最高的发达市场，人寿保险的发展史与中国内地乃至欧美既有相通之处，又有鲜明的制度特征——它同时受到英国殖民地遗产、自由市场经济法则和内地融合三股力量的塑造。
1841年：谏当保险行迁港——香港保险业的开端
香港保险的起点不在香港，而在广州。1805年，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与宝顺洋行等在广州共同创办谏当保险行（Canton Insurance Society），又称广州保险社，主要从事船舶及货物保险，这是外商在华设立的第一家保险企业。
1841年，鸦片战争中英军占领香港后，怡和洋行为躲避战乱，将谏当保险行从广州迁至香港，同时于仁保行也从澳门迁港。谏当保险行成为香港最早开业的保险公司，标志着香港保险业175年发展史的开端。彼时，保险业务紧贴转口贸易，主要承保船舶和货物运输的海上风险，火险和意外险随后逐渐跟进。
英国学者冯邦彦在《厚生利群——香港保险史》中记载，早期在港经营的保险公司主要为怡和、宝顺等外资洋行服务，部分洋行代理多达十余家保险公司的业务，并购买了“猎鹰号”等战船来保护受保货船以抵御海盗，可见当时承保风险之艰巨。
1898年12月：香港第一张人寿保险单
香港的人寿保险业务起步较晚，比海上保险迟了半个多世纪。
关于首张寿险保单的诞生，业界流传两版记载，均指向1898年。一说是永明人寿为一位苏格兰船长签发的保额200英镑的寿险保单，年缴保费相当于当时香港工人的三个月工资；另一说是宏利保险（Manulife）于1897年进入香港市场后，1898年12月，由代理人Ellis向一位31岁的华人客户销售了一份15年期承兑保单，保额2000港元，年缴保费151.61港元。
据此，香港人寿保险业的诞生至少可追溯到1898年。值得注意的背景是，这一年清政府被迫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正式“租借”新界，香港殖民版图扩张。
随着殖民官吏和华人商贾定居香港，为殖民官员和商人家庭提供身故保障的人寿保险需求开始浮现。不过，早期的人寿保单形态非常简单，多为一年期定期寿险或有限期缴费的短期保险，尚未形成现代终身寿险的产品概念。
至1941年，香港已约有20家华商保险公司（其中含5家人寿保险公司），但整体业务仍集中于航运与贸易领域，寿险规模较小。
1950年：定期寿险与终身寿险正式出现
二战结束后，香港百废待兴，经济逐步复苏。
1950年代，随着转口贸易恢复和常住人口显著增加，居民对身故保障的需求开始超过单纯的商业货运保险。
据历史资料记载，正是在这一时期，终身寿险（Whole Life Insurance）和定期寿险（Term Life Insurance）在香港市场正式出现，为客户提供基础的身故保障，但当时的产品尚未加入分红功能。
这一时期的寿险产品形态非常朴素：终身寿险侧重终身保障与固定保费，定期寿险则提供阶段性、低成本的死亡保障，二者相互补充。到1960年，航运保险和火险合计仍占总保费的60%以上，产险主导地位牢固，但寿险已开始奠定发展基础。
1960年，香港开始推行保险代理制度，代理人的专业化销售逐步改变了市场生态，为寿险产品的推广普及打下了渠道基础。
1970—1980年代：全球化浪潮中的投资型保险创新
1970年代，全球进入高通胀周期。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全球货币体系重塑，固定收益资产购买力持续承压。
香港作为自由港，受全球通胀影响尤为明显，传统储蓄方式的保值能力受到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香港寿险业开始引入更具抗通胀特性的产品线。
1970年：投资连结保险（Investment-linked Insurance，简称投连险或ILAS） 在香港推出，这是香港个人保险产品演变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投资连结保险的本质是“保险+基金投资”——保单价值不设保证收益，投保人自行承担投资风险，收益与底层共同基金或股票资产表现挂钩，由客户自行选择投资组合，收益上不封顶、下有最低保障则视产品条款而定。
投连险的引入标志着香港保险从单纯的保障功能首次迈向“保障+投资”的复合功能，为后来的万能险和分红储蓄险奠定认知基础。
1980年左右：万能寿险（Universal Life Insurance） 在香港面世。
万能寿险的设计初衷是在1970年代高通胀环境下，应对传统终身寿险预定利率过低而无法与银行储蓄竞争的现实困境。
万能寿险设有最低保证收益，缴费灵活——投保人可在一定范围内调整保费金额，保额亦可调节，保单现金价值与市场利率挂钩，具有较强的抗通胀能力。与投连险不同，万能寿险提供最低收益保障，而投连险的收益完全由市场决定、无保底承诺——两类产品的底层逻辑差异由此确立。
这一阶段，部分保险公司还推出了美元和港元两种货币计价的“双货币保单”，标志着香港保险多元货币体系的开端。
1980年代：储蓄分红险雏形出现
1980年代，全球利率仍处于高位，香港储蓄型保险产品开始探索新的收益结构。这一时期，储蓄分红险（Endowment Savings Insurance with Dividends）的雏形出现，其产品以单一货币储蓄为核心，收益结构包含“保证收益”和“固定比例分红”两个部分，但当时分红的透明度较低，分红水平高度依赖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受利率波动影响较大。
值得指出的是，分红保险的概念并非香港原创。全球分红保险的诞生可以追溯至1776年英国公平人寿保险社首次将盈余的10%返还给保单持有人。
而分红保险正式进入香港，是在1980年代外资保险公司（如英国保诚、友邦保险等）将英式分红与美式分红的制度框架引入香港市场之时。1990年代，“英式分红”（即以复归红利形式增加保额的分红方式）与“美式分红”（即以现金形式派发红利的分红方式）在香港并行发展，为客户提供了差异化的收益分配选择。
1995—1997年：万能型储蓄分红险与危疾保障的成熟
1995年，部分在港保险公司推出“万能型储蓄分红险”，其核心创新在于底层资产支持保费与投资组合的动态调整，投保人可以按照自身需求调整风险敞口。这种产品成为现代香港多元货币储蓄分红保险的直系前身，也标志着香港分红储蓄产品进入第一阶段迭代。
同年，香港立法局通过了《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MPFSO），为后来的强积金制度奠定法律基础。
危疾（重疾）保障产品也在这一时期经历了重要演变。
危疾保险在香港最初是以附加契约（Rider）形式附加于寿险主单之上的——投保人只需在主寿险的基础上增加少量保费，即可获得针对癌症、心脏病等重大疾病的提前给付保障；若主寿险被保险人发生重疾，保险公司预先支付部分或全部寿险保额，剩余保额保留至身故时给付。这种“预支式”设计使保费相对低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重疾保障在香港的早期推广。
1997年香港回归，是香港保险业发展的分水岭。
回归前，香港保险业已初具规模：据香港保险业联会数据，1997年毛保费总额达520亿港元（占本地GDP的3.9%），近300家保险公司经营，每3位市民即有1人购买了长期寿险。同年，寿险业务占比首次提升至63%，超过财产险成为主导市场的险种。
回归后，香港保险依托“背靠大陆、面向世界”的优势，进入跨越式增长阶段。1997—2021年间，香港保费从520亿港元飙升至6027亿港元（涨近11倍），保险深度（保费占GDP比重）从3.8%升至21.1%，跃居世界第一；保险密度（人均保费）从8025港元升至81446港元，居世界第二。
2000年12月：强制性公积金（MPF）制度正式实施
作为香港退休保障制度的核心支柱，强制性公积金（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MPF）的推出，是香港个人保险史上最重大的制度性变革之一。
在强积金制度实施前，香港约340万劳动人口中只有约三分之一（约114万人）享有某种形式的退休保障（主要是公务员退休金和职业退休计划ORSO），大部分私营企业雇员完全依赖个人储蓄和家庭赡养。
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在回归前没有法定退休保障制度。为应对人口急剧老化的挑战——据政府统计处数据，2021年香港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20%，预计2069年将上升至35%；而男性平均寿命达83.2岁，女性达87.9岁——港英政府于1995年制定《强积金条例》，经过五年的附属法例制定与准备，强积金制度于2000年12月正式实施。
强积金制度要求雇主和雇员各按雇员收入的5%（上限各为1500港元/月）强制供款，供款存入雇员个人账户并由受托人管理投资。实施后，享有退休保障的劳动人口比例从约三分之一骤升至约85%，覆盖了约280万就业人士。
截至2019年，强积金累计资产已超过9000亿港元，年均投资回报率超过4%，成为香港居民退休储蓄最重要的制度性支柱。
强积金属于退休计划管理类长期保险业务，根据香港保监局的分级制度，此类业务被细分为“有保证资本或收益”的Ⅰ类计划、“无保证”的Ⅱ类计划以及提供其他保险利益的Ⅲ类团体保险合约。这一分类体系为香港退休保障产品市场提供了精细化的监管框架。
2004年：CEPA开启内地与香港保险融合
2004年1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正式实施。
CEPA在市场准入方面做了重要突破：允许香港保险集团按准入条件进入内地，参股内地险企的持股比例上限从15%提升至24.9%；同时允许香港居民获得内地从业资格后在粤执业，香港设立内地保险中介考试点。
CEPA实施后三个月后，内地访客赴港投保量迅速攀升。
据香港保监局数据显示，2006年内地访客在港新造保单保费达28亿港元（较2005年18亿港元增长55.6%），2007年几乎翻倍至53亿港元。
内地居民购买的约95%是医疗或保障类产品，包括危疾（重疾）保险、医疗保险、终身人寿和定期人寿等。香港保险产品（种类多、创新快、保障广，储蓄型寿险保值增值能力强）对内地中高收入人群具有较强吸引力，为香港个人保险产品打开了广阔的增量市场。
2010年代：多元货币储蓄分红保险的繁荣与监管升级
进入2010年代，香港储蓄分红保险进入产品迭代的黄金时期。
以英国保诚（Prudential）、友邦保险（AIA）为代表的保险公司相继推出收益结构更为复杂、投资范围更广的新型分红寿险产品。
此类产品将资金投向全球范围的权益类资产和另类投资，以追求更高的长期回报率，并逐渐演变为支持美元、港元、人民币、澳元、加元、新加坡元等多种货币储蓄和转换的“多元货币储蓄分红保险”。
随着投资范围的扩张和收益演示的差异化，分红实现率的透明化成为业界和监管层共同关注的焦点。
香港保监局于2015年前后发布GN16指引，要求保险公司每年6月底前在官方网站公布分红实现率（Dividend Fulfillment Ratio），即分红保单“非保证收益”部分实际派发的金额与销售时演示金额的比率。
该指引覆盖自2010年起曾发出新保单并在报告年度内仍有有效保单的分红产品。GN16的推出大幅提升了分红产品的信息披露标准，使投保人可以依据各公司过往的分红实现率数据做出更理性的选择。2024年，GN16修订版进一步扩大披露范围，强化了透明度和责任追溯。
据香港保监局统计，2016年个人非投连业务中分红保单的有效保费占比高达70.7%，分红保险已成为香港个人保险市场的绝对主流产品。
2018—2019年：融资保单与自愿医保计划面世
2018年前后，香港储蓄分红险市场出现一种创新形态——“融资保单”（Premium Financing Policy）。
这类产品由保险公司、银行和客户三方合作，类似于“按揭买房，贷款买保单”——客户通过银行低息贷款一次性缴付大额保费，保单的预期收益与银行贷款利息之间的利差即为额外收益。
早期融资保单以五年期产品为主，后逐步演变为十年期产品。这类产品对利率环境极为敏感，主要适用于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
2019年，香港政府推出“自愿医保计划”（Voluntary Health Insurance Scheme, VHIS），这是香港医疗保险市场一项重大的政策创新。
该计划由食物及卫生局主导，旨在通过规范个人住院保险产品标准，引导居民利用商业保险分担公立医疗体系的压力。自愿医保计划统一了产品核心条款和最低保障标准，对标准计划设定了保费范围的“保费池”（Premium Pool）管制，保险公司可以在此基础上提供更灵活的灵活计划（Flexible Plan），但须符合最低保障框架。
香港居民作为投保人购买认可产品，可享受每年最高8000港元的税务扣除。截至2024年，自愿医保计划已覆盖超过100万名投保人，成为香港个人医疗保险市场最重要的增长驱动力。
根据香港保险业监管局2026年4月24日公布的2025年临时统计数字，香港保险业毛保费总额达8270亿港元，按年大幅增长29.7%。长期业务（不包括退休计划业务）的新造保单保费为3309亿港元，同比上升50.6%。
在新造保单的结构中，非相连个人业务（即非投资连结型个人长期业务，主要为分红寿险和传统寿险）贡献3121亿港元，同比上升49.9%，其中分红业务保费达2828亿港元，同比暴增55.1%，占非相连个人业务的90.6%，再次验证分红储蓄保险在香港市场的绝对主导地位。
相连个人业务（即投资连结保险业务）保费为185亿港元，同比大增65.4%，表明在市场回暖周期中，投连险的吸引力显著回升。退休计划业务保费为493亿港元，同比上升38%。
2025年全年，长期有效业务的保费收入总额达7185亿港元，同比上升33.7%，其中非相连个人业务6327亿港元（占88%）、相连个人业务302亿港元、退休计划业务493亿港元。
一般业务方面，毛保费及净保费分别为1085亿港元和741亿港元，分别上升8%和6.3%。保险公司共发出约5.9万份合资格延期年金保单，贡献保费37亿港元，表明年金保险（Qualifying Deferred Annuity Policy, QDAP）作为退休规划工具正在获得更广泛的市场接受度。
另据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2025年8月披露，根据瑞士再保险Sigma发布的2025年全球保险市场权威报告，香港保险渗透率（保费占GDP之比）高达18.2%（另一来源显示为22.3%，已连续12年蝉联全球第一），远超全球平均7.8%和发达经济体平均10.2%的水平；香港保险密度（人均保费）高踞亚洲第一、全球第二，人均保费超过8700美元。
香港现有约160家获授权保险公司，全球十大保险公司中已有六家获准在港经营，3间以香港为集团监管基地的国际保险集团受香港监管框架规管。许正宇表示，中央明确支持香港发展风险管理中心，这一数据反映了市场对香港作为风险管理中心的信任。
纵观香港人寿保险从1841年至今的发展史，几个品种之间的逻辑关系清晰可见。
海上保险是历史起点，奠定了香港保险业的制度和人才基础；
人寿保险（1898年）从个人死亡保障切入，是个人业务的开端。
终身寿险和定期寿险（1950年）是对死亡保障功能的深化与分化。
投连险（1970年）首次引入投资功能，万能寿险（1980年）和储蓄分红险（1980年代）则进一步将“保障+投资”推向结构化产品形态。
分红储蓄险经过四十年迭代，从单一货币到多元货币，从固定分红比例到英式/美式分红并行，最终成为香港市场份额最大的险种。重疾险与医疗险构成完整的健康保障体系——重疾险以确诊即赔式一次性给付应对大病冲击，医疗险以实报实销应对日常医疗开支，二者形成功能互补。强制性公积金（2000年）解决了退休保障缺口的系统性问题，是一个国家/地区层面的制度性保险产品创新，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示范意义。
香港个人保险品种演进的另一条主线是监管制度的同步完善：1990年保险监理处成立、1995年强积金条例立法、2015年GN16分红实现率披露指引、2019年自愿医保计划、2024年GN16修订版和风险为本资本制度（RBC）的实施，每一步都推动香港保险制度从“个案自律”走向“事前约束+信息披露”的双轨监管体系。
正如《厚生利群——香港保险史》作者所总结，香港保险的核心不在于哪一款产品的收益有多高，而在于它历经百年演化后形成的那套以“长期存在”为首要目标、以保守精算和高资本要求为底线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经过多次经济危机、利率周期和地缘变局的检验，才是香港保险得以持续吸引全球投保人的根本原因。
作者：微信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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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6-17 18:1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