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干货 | 医疗险、重疾险双变革,消费者有何福利?下一个“国民级险种”会是谁?听听业内大佬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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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说险”第二期直播干货来啦~

    ●疫情暴发，实际上对全民都做了一次强制性的健康教育，也唤醒了大家的保险意识，尤其是医疗险和重疾险。

    ●资源、环境、政策三元素缺一不可。预计未来健康险渗透率会提高，也是因为这三个元素已就位。

   ●行业希望打造“保险+健康”的良性闭环，把用户健康风险控住，也是控赔付的重要手段。

   ●健康险两年后成为“国民级险种”是可期的，但在到达之前还应该进行一定的突破。

从保险业2月单月数据来看，产寿险公司保费收入双双下滑，但健康险却逆势增长。这也直接说明，疫情之下，消费者的健康管理和风险保障意识在明显提升。

那么，在后疫情时代，健康险将会迎来新一轮大爆发吗？

就大家关心的这一话题，《国际金融报》旗下《东保西险》“白话说险”第二期邀请了北美精算师、法国再保险寿险市场部总经理李用虎和善诊创始人兼CEO吴竑兴做客直播间进行探讨。同时，针对直播间观众提出的长期医疗险费率可调整和重疾险定义修订等热点问题，两位嘉宾也发表了精彩的见解和观点。





疫情成健康险爆发催化剂

《国际金融报》：作为行业的观察者及深度参与者，请两位谈谈，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保险行业、尤其是健康险，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已带来了哪些影响？

李用虎：从需求端来看，受疫情影响，老百姓购买健康险的需求明显增长。举个例子，今年前两个月，某互联网保险平台的健康险销售为去年同期的8倍。同时，疫情期间，人们出于对患病风险的担忧，会更多地考虑购入健康保障类产品，最后被培养出对健康保障产品的持久需求。疫情期间发生的医疗挤兑给大家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冲击，也就迫使老百姓更积极地关注健康和养老。对健康保险产品的需求也就会被激发出来。

作为再保公司，我们会在供给端看到很多产品设计方面的变化。百姓对健康保险的需求增加会使供给端加大资金投入、激化市场竞争，也会倒逼产品质量提高，最终会形成良性循环。比如，传染病的暴发给保险公司提供了积累经验的机会，本来没有考虑到传染病是否需要做除外责任的保险公司开始重视这件事情。场景化产品的设计需求也在提升，像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不同用药需求人群和不同保障期限的产品设计已被保险公司提上日程。

从服务落地的维度来看，疫情促进了健康教育和健康管理的普及，也就是说，我们的健康管理依从性会加强。这样一来，健康管理就会从一个概念转化为实际的、可落地的服务，也同样促进了健康险的良性循环。

吴竑兴：疫情对健康险暴发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疫情暴发，实际上对全民都做了一次强制性的健康教育，也唤醒了大家的保险意识，尤其是医疗险和重疾险。消费者的保险需求被激发，将引起更多保险公司和第三方服务公司的重视，并投入更多资源，从而让保险市场、健康险市场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提高健康险渗透率是必然趋势

《国际金融报》：公开数据显示，过去五年里健康险的复合增长率高达35%，去年保费收入超过7000亿元，监管层也给健康险定了一个小目标，即到2025年，保费收入要到2万亿元。但我们同样看到，健康险目前在我国的渗透率仍然很低，两位认为造成目前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

李用虎：从底层逻辑来看，渗透率低是商业保险普遍存在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为过去居民可支配收入整体有限，在商业保险普及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可以分配在商业保险上的部分就十分有限。随着国家经济基础的夯实，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大家的可支配收入也在提高，对保险的需求也会随之增长。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消费者的健康意识也有了觉醒。商业保险产品的信息获取成本降低，导致人们购买意愿提高，最终人们将资源分配到健康险的意愿及数额就会增加。2014年以后，监管政策呼吁保险产品回归保障功能，同时政府对健康险的发展也在大力支持。这种自上而下对健康险行业的支持会将活力注入到健康险行业的供给端。企业会加大对健康险代理人的培训力度，也就能够扩大健康险的宣传规模。最终，由政府到企业再到代理人的供给端升级会使宣传力度增加，健康险渗透力度就会加大。资源、环境、政策，这三个元素缺一不可，我们预测未来健康险渗透率会提高，也是因为这三个元素已经就位。

早些年，保险公司对健康险的管理存在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的现象。原因是保险公司的健康险风控手段有限，风控及核赔耗时耗力，大量小额赔付的审核耗费了保险公司大量的精力，也导致健康险赔付情况不理想，保险公司也就不愿将精力投入到健康险的推广上。在信息流动效率提高、风控手段成熟之后，企业运营成本降低，健康险市场的参与热情也会随之提高。

吴竑兴：健康险现阶段渗透率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我国居民的保险意识特别是商保意识还没有完全崛起，明显的就是健康管理vs有病才就医，配置保险vs因病致贫。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不失为利好的风险教育场景，针对于健康险领域需求刺激明显，国家也再次颁布了相关政策，肯定了商业健康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巨大作用，两个因素将加速推进这一进程。



健康管理服务盈利空间巨大

《国际金融报》：保险行业是否可以以这次疫情为契机，来加速提高健康险的渗透率？或者说，这次疫情将给健康险带来什么样的机遇？

李用虎：在信息时代，人们进行健康管理的成本几近于零。大家如果有进行健康管理的意愿，就可以在网络上搜到相关的信息。所以说，信息获取效率的提高降低了人们健康管理的门槛。同时，疫情时期，人们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对于健康管理的依从性大大提高了。比如疫情期间，大家已经养成了勤洗手、通风等防范传染病的卫生习惯。也相当于我们国家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做了国民级的健康管理。然而，人们的健康意识还处于朦胧期，没有将自己在疫情期间形成的卫生习惯与健康管理联系起来。所以说，在健康意识觉醒以后，人们对健康管理的需求将是巨大的。

新版健康保险管理办法中，健康管理服务费用占总成本比重从原来的原则上不超过百分之十，上调到了不超过百分之二十。这也为保险公司在健康险产品中加入健康管理服务提供了便利；保障了健康险发展的监管环境。结合2019年健康险7000亿元的体量来看，这为健康管理服务供应商提供的盈利空间是巨大的。这也就可以促进健康管理参与到健康险行业的发展中。

吴竑兴：善诊在这次疫情中直观感受到了用户真正关注自己和父母的健康，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健康链条上的行业来讲都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疫情激发的医疗健康行业需求爆发，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人开始改变“出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的心理，希望提前控制风险，因为后果难以承担。如果用户购买的健康险真正能提高健康水平，那对于供需两侧来说都是有利的。

因此，用主动预防代替被动治疗很重要，这是一个思路的调整。保费花在事后就是生病出险后，保险来赔付，被动治疗用户的需求是生存，供应的产品一定是医疗服务，供应端是医院。保费花在事前意味着通过健康管理或控制减少出险，以主动预防代替被动治疗，进行结构性思路转变，才能带来结构性的改变。

行业希望打造“保险+健康”的良性闭环，把用户健康风险控住，也是控赔付的重要手段，但是健康管理的依从性很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直观冲击或许可以起到推动作用，加速这一模式的落地。

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的最直观影响就是很多场景转移到了线上，保险行业也不例外。疫情加速了保险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改变绝不止是用户在哪里签单的问题。通过保险科技的深度接入，线上化运作的数据采集、分析和处理，可以从产品开发、健康管理、风控等多个方面为行业赋能。



两年后或迎来“国民级险种”

《国际金融报》：近年来，百万医疗险已成为“国民保险”。未来，包括重疾险、医疗险在内的整个健康险是否也可成为 “国民级险种”？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哪些方面需要我们去突破？

李用虎：从保单数量上来看，健康险离国民级保险之间并不遥远。重疾险25年累计已卖三亿多张保单，百万医疗险推出4年多来预计也有八千万张保单，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我预计，两年后健康险成为“国民级险种”是可期的。然而，健康险在到达国民级险种之前还应该进行一定的突破。医疗给付、费用报销、医疗资源，我称之为健康险的黄金三要素，也就是说，健康险要想有所突破，还需在这三个要素上下功夫。

一个成熟的国民级险种应该要像车险一样，有着一定的发生率和足够大的人群覆盖范围。另外，车险和健康险是非常相像的。其一，无论是对车还是对人，都需要第三方来提供出险后的理赔服务和出险前的管理服务。其二，从车险和健康险的购买者角度来说，购买保险的根本目的比较相似，购买车险是希望车辆能够正常运行；购买健康险是希望自己能够维持健康。从这个角度来讲，健康服务在健康险行业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目前来看，健康险的人群覆盖还是不足。我们对百万医疗险购买人群的年龄分布做过研究，发现有两个年龄段人群的购买率比较低：一个是20岁以下人群，另一个是45岁以上的中高龄人群。这些人，尤其是中高龄人群，虽然有一定的购买力，但是买不到好的健康险产品。究其原因，是信息不对称。也就是说，健康的中高龄人群被保险公司列为次标体，不予投保。所以说从产业链上来看，我们现在缺少的是对风险进行识别的机构。这类机构会对中高龄人群进行风险控制以及甄别，将这部分人群纳入可保人群中。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投保人群范围，健康险才有可能成为国民级保险。

健康险对于亚健康人群的覆盖也是不足的。而且在中国这部分的人群占比十分巨大：据WHO统计，严格来看中国只有百分之五的健康人群。所以同样，谁解决了亚健康部分人群的风控问题，谁才会真正参与到健康险市场的未来发展中去。

吴竑兴：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是全局变量，解决老年群体的健康保障问题其实是在帮助整个社会释放压力。老龄化趋势+新冠强化需求，疫情肆虐中，老龄人群的生命健康安全问题备受关注，他们是最需要借助外力提升抵御健康风险能力的人群。在此次疫情中，国家财政对医疗费用中个人支付部分进行了兜底，正常情况下，商业健康险需要终结对老年人的“保险歧视”，尽可能提升老龄人口风险保障水平，同时在老龄化社会寻得突围机遇。

所谓“保险歧视”只是现象，究其本质，是行业本身的属性导致缺乏对高风险群体的数据积累。去年，善诊以体检作为核保风控手段引入保险，为行业提供风控解决方案，已经联合行业推出80岁都能保的可提供全面保障的老年医疗险品类。

另外，去年12月1日，新的健康保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其中有一条是长期健康险可以调整费率。以百万医疗险为例，其赔付集中在50岁以上的人群。保险公司在经营中追求盈利，如果赔付越来越差，保险公司可以调费率，一旦涨价，健康的用户会流转到保费更低的保险公司，那么投保的池子留下的就是健康状况差、赔付比例高的人群，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在行业竞争中特别是费率调整中占据优势，主要仍依靠风控。一方面通过风控，可以筛选到更多的健康用户进行投保，另一方面，投保后的用户通过健康管理等服务让其更加健康。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风控里面有标准体和非标体的概念，一般我们理解为“年纪小”和“年纪大”，但其实不是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区别，是标准体和非标体的区别。风控如果要产生价值，根本性的前提是数据的差异化，数据没有差异化的风控一定没有价值。大部分老年人是非标个体，体检的结果千差万别，所以说老年人的风控是有价值的。



医疗险、重疾险双变革利好消费者

《国际金融报》：4月2日，银保监会发布长期医疗险费率调整相关文件，您怎么看？

李用虎：去年12月1日，新的健康险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就已经明确了长期医疗险的费率是可以进行调整的。而这次是针对具体怎么调、哪些可以调，有了相关细则。这其实是医疗险市场的必然发展路径，也是政府及市场的必然需求。因为人们对于未来身体状况的担忧是一定存在的，由此产生的需求无法由短期医疗险来覆盖。总而言之，长期化、费率调整以及健康管理这三个要素在医疗险的发展中扮演着必不可缺的角色，也都是随着医疗险市场的日趋成熟必然出现的。

长期医疗险的产品研发其实涉及到两个参与者：一种是保险公司，他们要对长期险产品进行合理定价，同时去敲定费率调整细节，比如调整的方式方法，在产品形态中如何展现以及如何与客户进行沟通将产品落地等。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善诊这样的风控参与方对客户的健康状况进行甄别监控。这是因为没有健康管理的长期医疗险就像是一盘散沙，不会有长足的发展空间。

《国际金融报》：对于近期重疾险定义修订，您认为对消费者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李用虎：从本质上来看，重疾定义的改动是有利于消费者的。新修的定义中对重疾中不合理存在部分进行了调整。重大疾病保险的本质即用较小的现金流支出去对冲未来巨大的患病风险。将发生率较大、费用支出不高的病种留在重疾险中会破坏重疾险的杠杆比例，对购买者来讲违背了购买重疾险的初衷，也拉高了重疾险产品的价格。

从监管角度来看，重疾险定义应该进行周期性的修正。这是由于医学的发展进步会为疾病的治疗带来巨大的突破，以前是重大疾病的部分有可能从某一时间开始就不再需要巨大的医疗费用支出了。另一方面，对之前不合理的疾病归类进行调整也需要历史数据的积累才会展现出来。

—《国际金融报》记者 罗葛妹  —



                               
作者：东保西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