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

缥缈的绽放山

作者|Dmitry Gershenson, Frederic Lambert, Luis Herrera, Grey Ramos, Marina V Rousset, Jose Torres
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编译| 罗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发布工作论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Fintech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探讨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现状，以及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影响。以下为报告核心内容。报告指出，尽管自2011年以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有所改善，但总体上仍落后于其他地区。且没有证据表明，金融科技推动了两地普惠金融的发展，这与全球范围内其他地区观察到的情况存在差异。政策专家的案例研究结果则显示，金融行业的进入壁垒和监管环境的限制可能阻碍了金融科技的发展。但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近期政策的支持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金融科技的发展正在加速。


引言近年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普惠金融面临的挑战，以及促进该地区普惠金融的政策方案已成为关注焦点。文献发现，尽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普惠金融程度在基本面上较为一致，但各国间仍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在家庭普惠金融方面。金融普惠性不足通常是由于制度缺陷、银行间缺乏竞争导致金融服务成本高、基础设施不足以及监管环境过于严格。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被认为有助于缓解金融摩擦、提升金融普惠性。而这可以通过降低获得金融服务的成本及壁垒来实现，尤其是对于偏远及农村地区群体和城市低收入人群等边缘化群体。同时，也可以通过减少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缓解，尤其是针对没有银行账户的人群。例如，在亚太和非洲地区，电子货币和数字银行已经成为普惠金融的强大推动者。而对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而言，金融科技的发展有改变现状的潜力，但限于有限的实践经验及数据，以此来研究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受这些观察结果的启发，本报告就金融科技是否有助于缩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差距，以及政府应如何利用金融科技促进普惠金融发展进行了研究。报告中包含了2014年以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金融普惠发展的变化情况，包括金融科技催生出的新普惠金融形式（第二节），金融科技发展是否改变了普惠金融的决定性因素（第三节），并通过案例分析了监管环境在通过金融科技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扮演的角色（第四节）。在整个分析过程中，本报告还考虑了新冠疫情对普惠金融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特征1. 2014年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家庭普惠金融发展停滞不前学界有很多指标用于衡量普惠金融发展，部分实证研究也尝试建立一个多维度指标，从多个方面进行评估。其中，一篇重点关注拉丁美洲的论文建立了三个反应金融普惠性的子指数：一是家庭使用金融服务的情况；二是中小企业使用金融服务的情况；三是金融机构的触达范围。第一个子指数汇总了世界银行全球金融指数数据库（Findex）中的变量；第二个指数则基于世界银行企业调查的结果；第三个子指数使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准入调查（FAS）的数据。在缺乏新的企业调查数据的情况下，本文重点关注第一和第三个子指数，并将对近年来的数据进行更新。再通过取平均数的方式得出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和家庭使用金融服务的子指数分别如下图所示。

根据上述定义的指数，自2014年以来，拉丁美洲家庭普惠金融陷入停滞。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取得较大进展后，2017年该地区家庭金融服务的使用水平并无显著提升，但全球范围内其他地区该指数在同期有所提升。加之在此期间，该地区银行分支机构的数量减少导致了民众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减少，普惠金融指数总体有所下降。2017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普惠金融的平均发展水平落后于中东和中亚地区。2.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内各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存在较大差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平均数掩盖了该区域内各国间的差异。下图对加勒比地区、中美洲和南美洲进行了区分，并展示了该地区各类金融服务的覆盖情况。其中，各区域都存在金融普惠程度较高和程度较低的国家。





在通过传统金融服务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方面表现良好的国家通常在通过金融科技促进发展方面也有较好的表现。这一观察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金融科技服务可以替代传统金融服务，更好地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观点。其中，巴拉圭是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唯一一个金融科技用户比例（以成年人进行/接受数字支付的比例衡量）超过传统账户持有人数比例的国家。3. 低收入、年轻和未受过教育的群体更可能被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通过查看金融普惠性的具体衡量标准，而不是总体指数，可以分析不同人口群体之间的分散情况。具体指标包括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及生活区域（农村或城市）。下图展示了在金融机构拥有账户，且在过去12个月内进行或接受数字支付的成年人的比例与受访者特征之间的变化情况。

总体来看，全球范围内低收入、年轻、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在金融机构拥有账户或使用数字支付的比例较低。然而，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低收入群体和其他群体间获得金融服务比例的差距更大。这一现象表明，收入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比其他地区更大。同样，除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年轻家庭拥有账户或使用数字支付的比例也相对更低。



普惠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1. 在发展普惠金融的驱动因素方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与世界平均水平无明显差异

文献资料中认为普惠金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包括：人均收入和收入平等程度、受教育程度、金融服务的成本、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网络覆盖程度，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综合上述因素来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家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但基尼系数及银行成本占比差异明显。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这两项指数均高于其他地区。2. 计量分析报告对普惠金融发展程度及上述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了区域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以上讨论强调了上述因素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间的负相关性，以及潜在的内生性。而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模型的可控变量采用了滞后三年（相当于两次Findex调查之间的时间）的数据。

总体来看，大多数因素都展现出了与预期一致的结果。人均收入与普惠金融指标呈显著正相关，而普惠金融指标与收入不平等（通过基尼系数衡量）间则呈负相关。如果新冠疫情扩大了收入差距，那么在未来两个系数间的负相关关系将为普惠金融发展带来挑战。受教育程度与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呈正相关。但银行业结构和金融服务成本作为影响因素与普惠金融发展间的关联并不明显。互联网覆盖率与金融科技和传统金融影响下的普惠金融发展均有显著关联，但手机使用率并不是其中明显的影响因素。



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战略——案例研究本章对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及墨西哥的金融监管机构、央行和其他参与者近年来在普惠金融方面的实践进行了总结。虽然在过去十年中，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围绕普惠金融进行了大量讨论，但到近期才有普惠金融发展战略陆续推出。除巴西早在2011年就采取了相关行动外，洪都拉斯、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分别在2015年、2016年和2018年发布了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战略。智利于2011年成立了普惠金融部门，但直至2016年才推出了第一个金融教育战略。阿根廷则在2020年批准了一项新的普惠金融战略。这些战略的具体措施包括：降低开设账户的门槛、豁免部分KYC要求，以及实现服务线上化等。政策专家指出，各国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仍存在以下障碍：一是市场规模较小、规模经济发展有限阻碍了创新和金融科技的发展；二是民众金融知识水平较低，掌握的数字技能有限，移动设备和互联网覆盖率不足。对此，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和墨西哥都正制定金融教育计划，并通过加大投资来解决上述问题。而智利则重点关注了由于金融科技孵化器过于集中导致的进入成本过高，以及金融科技公司融资困难的问题。洪都拉斯的相关机构则提出过于严格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也对金融部门的创新和竞争设置了障碍，阻碍了普惠金融的发展。部分国家的监管机构也正通过建立监管沙盒和专门部门的方式来简化僵化、繁复的监管流程，通过适当的监管框架对金融科技公司进行指导。哥伦比亚的监管机构推出了eHub和监管科技（RegTech）倡议。阿根廷央行成立了“金融创新圆桌会议”以促进创新，为监管机构和生态参与者提供了交流沟通的平台。此外，部分监管机构也颁发了相关许可，在严格把控金融稳定风险的前提下，鼓励新参与者与传统银行竞争。例如，巴西在2018年创建了直接信贷公司（SCD），通过电子平台中的自由资金提供贷款服务。并在2019年又推出了简单信贷公司（ESC），为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多的信贷机会。上述的一系列举措都说明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滞后的原因，并展示了监管机构正如何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案例研究表明，金融科技的主要风险包括网络安全风险、反洗钱/反恐怖融资风险和隐私风险，其中并未将对金融稳定的影响视作一种风险。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管机构对其监管框架的信心，但未来对金融部门中金融科技的发展和其潜在影响进行持续监测仍然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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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腾讯金融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