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秘书长林建海:中国在IMF的“份额”大幅提升只是时间问题

孙悟空748

后疫情元年，我国经济复苏势头备受各国关注。

2023年11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用其英文简称IMF)上调了中国2023和2024年经济增长预期，并称中国正在为高质量、可持续且有包容性的增长进行多方面努力。

IMF是与世界银行并列的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以促进国际货币合作、支持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及阻止有损繁荣的政策为重要使命。每当全球或局部地区出现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时，IMF的身影总会及时出现。因此，IMF被誉为金融危机的“消防队”。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逐渐成为IMF的重要一员。自1980年恢复在IMF的合法席位至今，我国“份额”占比已跃升至第三位；自2016年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亦称为“纸黄金”，是IMF根据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分配的，可用于偿还IMF债务、弥补会员国政府之间国际收支逆差的一种账面资产。）货币篮子至今，人民币在货币篮子中的权重已上调至12.28%，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我国与IMF如何从相识到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怎么实现“份额”的逐步提升？中国“份额”为何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不符？“入篮”权重提升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何深远意义？

为此，南方周末专访了IMF原秘书长、国际金融论坛（IFF）常务副理事长林建海。自1989年入职IMF，林建海在IMF任职超过30年。他从普通雇员成长为IMF高管，其间，他于2010年3月就职IMF副秘书长，并于2012-2020年升任IMF秘书长，是首位担任该职务的中国人。他亲历并深度参与了IMF份额改革、人民币“入篮”等许多重大事件的决策全过程，是IMF和世界银行重大会议的主要组织者。

林建海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表示，IMF要发挥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应有的作用，改革自身的治理结构和有效性时不待人，势在必行。我中国目前在IMF的份额远低于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在IMF中国的份额占比一定会大幅提高，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秘书长，现任国际金融论坛常务副理事长林建海。（受访者供图/图）

人民币“入篮”是国际货币史上的里程碑

南方周末：在你的认识中，我国与IMF的关系是怎么变化的？

林建海：我国是IMF创始国，于1944年参加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这次会议为二战后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建立了IMF和世界银行。当时有44个国家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性的会议，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是其中一个。因此，我国与IMF的关系可以说源远流长。1980年，我国恢复了在IMF的席位，开辟了与IMF交流往来的新篇章。在过去的四十多年中，我国与IMF从相识到相知，并成为重要的合作伙伴。

南方周末：你个人与IMF如何结缘？

林建海：有意思的是，尽管恢复席位之初，我国与IMF交往还不多，但在一些国际金融刊物中，已有对IMF的简单描述。譬如，1981年春天，我与当时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讲授国际金融的老师合写了一篇题为“关于复汇率制以及我国贸易外汇的内部结算价问题”的文章，刊登在学校《对外贸易研究》第一期。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介绍了复汇率制的概念和类型、IMF限制会员国实施复汇率制的规定等。

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翻阅参考资料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实事求是地说，当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对IMF一无所知。当时国内还没有系统的国际金融教课书，我仅仅从学校自己打印的教学资料中找到了对IMF只言片语的介绍。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自那时起，自己与IMF结下了一辈子不解之缘。

南方周末：在你任职IMF三十多年中，中国与IMF关系中的哪件事令你印象最深？为什么？

林建海：过去几十年，在我国与IMF的合作中，有许多值得回忆的故事，其中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是2016年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构成被国际社会正式认定的国际可自由使用货币。这是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发展史中的一个里程碑。

关于这件事，我在一篇短文中引用了IMF 时任总裁拉加德在IMF执行董事会结束后的声明：“执行董事会关于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的决定，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是对中国在过去多年来在改革其货币和金融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就的认可。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持续推进和深化，将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 在新华出版社最近出版的《化危为机——近距离看IMF》一书中，我对人民币入篮及其意义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从学习到主动参与和引领

南方周末：你刚才说，我国于1980年恢复在IMF的席位。启动改革开放大幕是我国恢复席位的主要原因吗？

林建海：是的。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一个伟大创举，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中的里程碑。自那时以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并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中。标志性的成果包括1980年中国恢复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席位；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15年发起并成立亚投行；2016年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获得确认；积极参与G20、APEC等峰会议程等，我国开始在一些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南方周末：我国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中。你认为有哪些意义？

林建海：我国深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不仅为自身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全球经济治理发挥了应有的担当作用。总体来看，三个方面比较突出：一是取得了从1980年前零参与到后来的多方位参与；二是实现了从单向朝多方面合作；三是实现了从学习到主动参与和引领。

南方周末：你如何预判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参与度？

林建海：从长远来看，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会不断加深，在很多经济、贸易和金融议题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引领作用。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和对外经贸金融联系的加深，我国正在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

南方周末：我国如何发挥更多的担当作用？

林建海：目前，我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人数还相对较少，高级别的官员人数更少。因此，要加大力度拓宽、完善国际公务员人才的培养，完善相关国际组织管理法规，为国际组织在中国设立总部或分部并实现良好运作发展提供支持环境。我国的智库和高校等也应主动与本领域国际组织和其他机构保持对话与合作，要有能力在对话中以数据、事实为基础，有理、有节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要善于换位思考，讲好中国的故事，并使对方听懂中国故事。

我国在IMF的份额低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

南方周末：恢复IMF席位之初，我国在该组织中的份额占总份额的约2%。你认为这个份额符合当时国情吗？

林建海：1980年，我国GDP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只有大约2%。

IMF的“份额”相当于一个国家在IMF的股份，构成IMF的股本金，即自有资金。当一国加入IMF时，它会被分配到一个初始份额，该份额大致体现该成员国在全球的经济规模和贡献。IMF是通过公式决定份额分配，现行的份额公式由四个变量的加权平均值组成，即GDP（权重为50%）、开放度（30%）、经济波动性（15%）以及国际储备（5%）。因此，计算一个国家在IMF的“份额”比较复杂，我们可以简单地将“份额”理解为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相对比重，但不完全相同，这是理解“份额”的难点。

“份额”决定了成员国向IMF出资的限额，也关系到成员国可从IMF获得贷款的额度，“份额”也决定了成员国的投票权，还有获得SDR分配得到的数量。因此，“份额”的多少对成员国来说十分重要，尤其关乎成员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话语权。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每次“份额”改革如此重要，但也如此之难。

南方周末：在我国恢复IMF席位36年后，即2016年1 月27日，IMF宣布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正式生效。我国正式成为IMF第三大股东。我国份额占比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份额几乎翻了一倍。你如何评价这一成果？

林建海：目前，我国在IMF的份额占比是6.4%，远低于美国的17.4%，也低于日本的6.5%，更低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18%左右的比重。同时，许多发达经济体，特别是欧洲国家的份额占比远远高于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这是IMF面临的挑战，要求IMF与时俱进，加大力度改革，才能确保其合法性、有效性和可信性。在这方面，IMF要走的路还很长，也很艰难。

IMF在艰难中改革

南方周末：IMF正在进行改革吗？预计何时完成？

林建海：IMF正在进行新一轮份额改革，预定于2023年12月中完成。

IMF份额改革目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增加IMF的份额资金，以增强IMF帮助成员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弹药库”，二是调整成员国的份额占比，以反映其在全球经济中地位的变化，即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在IMF不久前的声明中，IMF执行董事会向理事会提议，将IMF的份额增加50%，并按照各成员国目前的份额比例进行分配，但不调整成员国的份额占比。

但这次所谓的“增资”并不是实质性的增资，而是由新增加的份额资金来替换部分非份额资金，使得IMF可贷资金总额度不变，依然保持在一万亿美元左右。尽管份额改革取得了进展，但是可以理解这次份额改革并不理想，没有满足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现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提高他们话语权的呼声。

南方周末：这么说，IMF一直在艰难中改革。在我国提升份额的过程中，你做了哪些努力？是否特别艰难？

林建海：2012-2020年，作为IMF秘书长，我负责由全球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组成的理事会和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的协调工作，并负责IMF执行董事会的日常行政事务，以及每年近350个执行董事会会议的安排和召开。

在这个岗位上，我亲历和深度参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监督和金融危机救助工作，也参与了IMF份额和话语权改革和人民币加入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等重大决策。其间，我学到很多东西，也做了较多工作，深刻体会到在以往工作过程中所积累的知识、经验、思考方法和判断力的重要性。

就份额改革一事而言，我主要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协助IMF总裁充分了解成员国的观点，排除疑点，尽可能达成一致观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例如，2010年通过的份额改革方案直到2016年才生效，其中经历了数不清次数的会议和面对面的讨论，但改革最终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中国由IMF的第六大股东上升为第三，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也进入IMF十大股东的行列。因此，工作既有艰辛，也有乐趣，更有收获，因为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造福于成员国和国际社会。

南方周末：尽管艰难而缓慢，IMF还是在改革中。你如何预期我国在IMF的份额及发挥的作用？

林建海：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在IMF的份额占比一定会大幅提高，这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时间问题。IMF（也包括世界银行）要发挥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应有的作用，改革自身的治理结构和有效性的任务时不待人，势在必行。这要求IMF成员国站在全球经济发展和变化的高度上，超越狭隘的自身利益，携手推进话语权改革的步伐。

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南方周末：2022年，在维持现有SDR篮子货币构成不变的情况下，IMF将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从10.92%上调至12.28%。这是2016年人民币成为SDR篮子货币以来的首次审查结果。这是中国金融市场双向开放的结果？

林建海：2022年，IMF将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从10.92%上调至12.28%。这是自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之后完成的首次审查，反映出IMF对中国金融市场改革取得的进展的认可，也将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2016年10月1日起人民币成为SDR篮子里的第五种货币，这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是IMF对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对中国在货币政策和金融体系方面取得成就的认可。人民币纳入SDR篮子使得该篮子更加多元化，更具代表性，从而有助于提高SDR的稳定性和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吸引力。

南方周末：目前看，它对IMF和中国各产生了什么深远影响？

林建海：IMF SDR篮子内的货币组成反映了这些货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 其组成和利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了IMF信贷利率水平。这对借贷国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IMF的审查再次确定SDR篮子货币组合的合理性，并提高了人民币在SDR篮子中的权重，也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在不断推进。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认可，也是一份责任，更是人民币持续国际化的动力。

南方周末：人民币要实现持续国际化，我国金融业如何实现高水平改革开放？

林建海：展望人民币国际化前景，以下几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经济持续增长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基础。在过去四十多年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为人民币的逐步国际化打下了基础。继续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健全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框架、防止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对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至关重要。

第二，改革开放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保证。中国对外经济活动不断发展壮大，带动了人民币的境外交易和使用。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持续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势在必行。

第三，完善金融体系、深化金融市场发展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动力。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广度和开放度有利于增强国外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和使用。

第四，持续完善汇率制度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助推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功能，有助于充分发挥其价格信号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第五，促进跨境贸易计价结算是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的突破口。中国庞大的对外贸易规模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最大优势。当前中国贸易本币结算占比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从跨境贸易计价结算入手，完善跨境人民币结算服务，对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总体来看，人民币加入SDR和权重的上升对中国、IMF和其成员国都是一个重要事件，利在长远。在可预见的未来，SDR篮子里的货币将会继续担任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但与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作用相比，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谓任重道远。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离不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支持、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金融体系和市场不断完善等方面的努力。

南方周末新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鹤鸣

责任编辑：谢艳霞



作者：欧华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