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经济部分问题(二)

王建新1

接上文（一）

D.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

10.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由企业内部的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和劳动力在企业之间的配置情况（即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的。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在没有摩擦的情况下，最具创新性的公司会迅速将资本和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公司中吸引过去。当增加一单位投入（资本和劳动力）产生的额外收入在各个企业之间相等时，那么经济就被认为是具有完全“配置效率”的（IMF，2024年a）。这是Hsieh和Klenow（2009年）以及Bils等人（2021年）开发的用于衡量配置效率的收入生产率方法的基础。企业之间收入生产率的离散程度较大时，表明配置效率低下，这必然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而完美的配置效率则能实现相对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我们使用Orbis数据库中来自中国的约4万家企业的附加值、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数据，来计算配置效率低下问题。[0][8]可见，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减去配置效率变化是衡量中国隐含技术创新的一个指标。在实现完美配置效率的世界里，创新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唯一驱动力。



11.尽管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对强劲，但中国市场服务业的资本和劳动力错配问题有加重的趋势，而该行业较高的创新活动水平掩盖了这些问题。配置效率的下降意味着，资本和劳动力越来越集中在相对低效的企业中，这很可能是由于各种摩擦性因素造成的。部分摩擦性因素，例如年轻公司吸引人才和业务扩张需要时间，只会暂时降低配置效率。其他摩擦性因素，例如有利于国有企业或其他具有政治联系企业的政策（向它们提供优惠信贷和补贴），或阻碍新企业进入市场或开展全国运营的监管壁垒等，在降低配置效率方面发挥了更大的结构性作用。改善市场服务业企业之间的资本和劳动力配置，将使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进一步上升至高于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水平。   

12.创新是指提高企业内部生产率的技术革新和流程改造。在实现了完美的配置效率的情况下，理想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水平取决于创新。2015年左右，中国所有领域的创新都开始飞速起步，但最突出的创新出现在市场服务行业。2015年推出的移动支付应用程序及其在中国的迅速采用，以及其他信息技术领域的进步，很可能是刺激服务业创新的重要引擎（Dychtwald，2021年）。在新公司不断涌现的、充满活力的新行业中，可能既存在高度创新能力，也存在严重的配置效率低下现象。生产率迅速提高的年轻企业，即使增长迅速，但其吸引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速度也可能相对于其生产率增长显得非常缓慢。这可能导致配置效率低下现象的暂时性增加，直到资本和劳动力重新配置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IMF，2024年a）。



13.中国的结构性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了正向作用，因为市场服务业的创新活动抵消了配置效率低下的影响。自2003年以来，中国市场服务业的配置效率的增长一直为负。这可能是由于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更普遍，以及服务业的监管壁垒普遍较高。因此，中国向服务业的结构性经济转型进一步导致了总配置效率的下降。然而，尽管配置效率下降，但在结构性转型的同时，市场服务业也引领着创新活动的增加。其原因可能是，生产率高的年轻服务业公司（例如信息技术或金融企业）的创新能力强，但也很难在一开始就以足够快的速度吸引劳动力和资本，这导致配置效率低下现象的暂时性增加。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或过度的市场监管，可能进一步约束了中国市场服务业中高生产率的初创企业向其最佳规模发展的过程。   

14.虽然中国在所有行业的配置效率都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但在一些市场服务业中，这种差距是最大的（见图）。配置效率差距可以解释为中国所经历的生产率损失（相较于五个基准经济体），这种损失是由于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不当加剧导致的。在建筑业和采矿业等行业，这种损失最小，这表明中国这些行业的配置效率与发达经济体相似。市场服务业的生产率损失最大，尤其是酒店、零售和信息服务业。一些研究表明，在很多国家，服务业的配置效率往往低于产品制造部门，而中国市场服务业的错配问题尤为明显。[0][9]这意味着，旨在改善中国市场服务业资源配置的结构性改革可能会带来生产率和收入的大幅提升。   



E.提高配置效率和生产率的政策

15.我们发现，提高贸易开放度和降低国有企业影响等政策，可能与国家、部门和企业层面的配置效率的提高有相关性。[0][10]国有企业虽然在所有行业都有分布，但在服务业的行业增加值中所占比重特别高（34%），而工业部门中，这一比例为21%（Zhang，2019年）。虽然国有企业能够帮助解决某些市场失灵问题，但它们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本和劳动力错配。同时，经合组织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显示，中国服务业的贸易开放度也低于其他国家。该指数的子成分显示，中国对服务业活动实施的限制性措施数量多于全球平均水平。这反映在外商进入成本的更高限制、监管透明度更低和竞争壁垒更多等方面。   




   



16.在国家一级，较高的配置效率通常与更具竞争力和更加开放的市场相关。如图，针对20个主要经济体，我们将长期配置效率的衡量指标与它们在两项结构性政策指数上的得分相关联。[0][11]第一项指数反映的是产品市场竞争壁垒的高低（左图）。第二项指数反映的是国际贸易壁垒的高低（右图）。与这一国家层面的证据相一致，案例研究表明，减少市场摩擦和提高贸易开放度的具体干预措施可以提高配置效率。例如，Chen和Irarrazabel（2015年）发现，在1980年代的智利，消除信贷市场扭曲减少了资源错配，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Ha和Kiyota（2016年）发现，贸易放开措施提高了21世纪头十年的越南的资源配置效率。   



17.同样，在行业层面，贸易开放度低与配置效率低相关。对于20个主要经济体的5个市场服务行业，下图绘制了截至2019年，某行业相对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配置效率差距以及进出口在该行业总产出中的占比。与中国市场服务业相关的观测值用深绿色突出显示。从该图可以看出，服务业开放程度与资源错配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中国服务业的特征是错配程度相对较高，开放度相对较低。这表明，解决服务业配置不当的一个途径可能是促进中国市场服务业开展更多跨境贸易，使中国的市场服务业直面更大的竞争和更严格的市场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减少跨省贸易的壁垒也可以在提高配置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来源：Bureau van Dijk Orbis；OECD；以及IMF工作人员的计算。每个点代表一个国家-行业的观测值，该图涵盖5个市场服务业和20个主要经济体。这里的配置效率差距指的是，一个行业因更严重的资源错配问题（相较德、法、日、意、美五个主要发达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GDP加权）而造成的隐含全要素生产率损失。贸易/总产出是一个行业的进出口总值除以该行业的总产出。

18.企业层面的回归进一步表明，国有企业的配置效率往往更低。与制造业国有企业的模式类似，服务业国有企业通常也会过度使用资本和劳动力。然而，一些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运输、仓储、邮政和通信行业——的国有企业的存在往往比工业部门更为突出，这便推高了国有企业在服务业增加值中的平均占比（Zhang，2019年）。基于企业层面的回归分析，如图显示，截至2018年，国有企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平均营收生产率比民营企业（POE）的平均水平低约3%。这意味着，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如果一些“滞留在”国有企业中的资本和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并流向民营企业，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增加值。   



19.总体而言，本文证明了两个具体因素——严格的贸易限制和国有企业大量存在——导致了中国市场服务业的配置效率低下。本文的研究支持了早先的研究结果，即更高的贸易开放度和更大幅度的国有企业改革将有助于提高中国的生产率（Jiang，2011年；Cerdeiro和Ruane，2022年；Jurzyk和Ruane，2021年）。我们的研究显示出，虽然这些政策建议通常是在制造业语境中得出，但对服务业也是有益的。随着中国继续向发达经济体的收入水平靠拢，并且服务业根据国内消费者的偏好继续扩张，弥补这些政策差距将对经济增长十分关键。

F.结论和政策建议

20.近年来，向市场服务业的再平衡转型对经济增长做出了正面贡献，但市场服务业作为增长引擎仍未得到充分利用，相对于中国的发展水平来说，其规模仍然较小。鉴于市场服务行业中企业的高度创新能力，消除市场服务行业发展和扩张的障碍应成为当局政策议程上的优先事项。鉴于服务业也是许多年轻劳动者就业的首选行业，服务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增加将有助于降低年轻人失业率。市场服务业高创新能力、低配置效率的现状意味着，其生产率将持续增长，但相对而言它也是一个未得到充分利用的经济增长引擎。市场服务业的扩张能够帮助中国向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靠拢。   



21.中国服务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一直较低，但到目前为止，该行业较高的创新活动水平抵消了这些问题。配置效率低下且不断下降，这表明，越来越多的资本和劳动力集中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中。当局应调整政策，允许资本和劳动力更多地以市场为基础进行重新配置，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企业，这将提高服务业和经济体的总体配置效率。尽管中国在减少不同服务业的监管壁垒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取消了各种外国直接投资限制，消除了银行、保险、证券和其他金融服务业的持股限制，以及通过自由贸易区试点扩大服务贸易，[0][12]但仍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OECD，2024年）。   

22.进一步开放贸易和开展国有企业改革有助于提高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特别是在服务业。除了进一步减少对服务贸易的限制以及省际贸易壁垒外，提高营商活力的措施也会有益。允许更多的企业在统一的全国市场中进入和退出将有助于更迅速地将劳动力和资本配置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应该缩减那些隐含地或明确地给予特定公司（如国有企业）或行业优惠待遇的产业政策，从而提高配置效率，进而提高服务业和经济体的总体生产率增速。中国户籍制度（户口）的进一步改革也将产生正面作用，当局正计划逐步放宽这一制度。随着市场服务业的持续创新和未来配置效率的提高，市场服务业可以成为一个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源。

参考文献   


   



附件一、行业分类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TS）改革[0][13]

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是该国气候政策的一个关键支柱，进一步对其加以优化和改革可使中国的绿色转型更具成本效益。在这份《部分问题文件》中，我们建模分析了中国现有的基于排放强度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IB-ETS），并提出三个改革方案：1）推行排放许可证部分拍卖制；2）转向基于排放量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QB-ETS），对总排放量设定上限；以及3）将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扩展至工业部门。我们对不同改革的利弊进行了评价，重点关注电价、财政收入和福利变化。

A.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和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介绍和详情

1.中国及其他地区最近经历的极端天气，包括破纪录的极端气温和恶劣的暴风雨，都突显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中国致力于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到2030年使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5%，以及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一气候政策工具，是实现上述目标和对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形成示范的必要一环。然而，鉴于中国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年度总量的近三分之一，想要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中国就必须以快于2023年国家自主贡献（NDC）中承诺的速度进行减排。改革本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可以帮助中国超量完成其气候目标，并为其他新兴市场今后减缓气候变化的工作铺平道路。   

2.中国目前实行基于排放强度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其根据四个具体的燃料和技术基准指标为燃煤和燃气发电厂分配免费配额（表1）。每个化石燃料发电厂每年获得的碳排放配额相当于其技术等级基准指标与同时期的发电量之积。燃煤发电机组的基准指标更高，因此获得的配额更多。排放强度高于其基准指标的发电厂必须降低排放强度，或从排放强度低于其基准指标的化石燃料发电厂购买配额。基于排放强度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鼓励燃煤和燃气发电厂通过设备改造、将发电活动转移到更为高效的发电厂，以及采用碳捕集、利用和存储（CCUS）技术来降低排放强度（国际能源署，2022年）。但如果总发电量上升，交易体系中的碳排放许可证总量就会增加。在这方面，中国实行的基于排放强度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与基于排放量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截然不同，后者会对整个经济体的总排放量设置上限。[0][14]

3.中国于2021年推出了基于排放强度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现正计划进一步对其进行改革和调整。中国已经宣布了一个长期目标，将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扩展至工业部门，并引入配额拍卖制，但具体细节或时间安排还有待确认。再次加速推进的电力部门改革（包括提高电力定价的市场化水平和价格灵活度）将进一步提高该部门对市场信号的响应能力，并提升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效益。

4.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是其碳减排工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现行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提供了支持。中国的《“十四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中概述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最初侧重于装机容量方面的目标（这些目标将提前实现），最近强调的则是可再生能源的整合及消费目标。[0][15]由于基于排放强度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并不能直接激励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对于指导其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认证减排量交易体系（CCER）是一个对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形成补充的自愿性碳市场，其建设进一步支持了上述努力。其目标是利用可再生能源提供充足稳定的电力，从而在化石燃料发电量下降的同时仍能满足不断增长的总电力需求。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部署国，约占全球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的一半（国际能源署，2023年）。   

5.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得出三个主要结论。第一，若按计划将基于排放强度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扩展至工业企业，中国将从中受益，因此应尽快实施这项改革。将现行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对中国二氧化碳总排放量的覆盖率从44%扩大至近80%，将有助于中国以更低的总成本实现其气候目标。第二，中国应利用其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来增加财政收入（或许可以通过拍卖部分许可证来实现），并利用这些资金向低收入家庭进行转移支付，以消除减缓气候变化政策的累退性影响。第三，基于排放量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QB-ETS）对整体经济的排放量设有上限，逐步向这一交易体系转型将实现社会福利收益的最大化。

B.改革情景

6.为了便于在各种情景之间进行比较，我们在所有情景中应用了相同的未来排放预测路径——与中国公布的国家自主贡献设定目标一致。中国为2030年设定了两个相关的国家自主贡献：在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以及到2030年使单位GDP碳强度相比2005年下降65%。本文件中使用的“与国家自主贡献设定目标一致”的排放路径的假定是：中国的两项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均已实现，且每个部门对减排的贡献相等，共同推动整体经济排放路径的实现。就电力部门而言，这意味着到2030年实现49亿吨的排放量，即减排15%。所有情景均经过校准以实现这项2030年目标，并假定2030年后的排放量将以同样的速度减少。   



[0][8]配置效率是通过计算企业之间资本和劳动力的收入生产率的离散程度而间接得出的。有关数据来源、清理和计算的详细信息，请参阅2024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3章的在线附件3.3。

[0][9]可参见Busso，Fazio，和Algazi（2012年）；De Vries（2014年）；Dias，Marques，和Richmond（2016年）；2017年4月《财政监测报告》第二章；以及2024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3章。

[0][10]配置效率首先在企业层面计算，然后在经济部门或国家层面进行汇总。

[0][11]“结构性配置效率”旨在衡量剔除了经济冲击引起的暂时性错配后的配置效率，它是使用动态面板回归对行业层面的配置效率进行分解后得到的。详见2024年4月《世界经济展望》第三章的在线附件3.3。   

[0][12]自2023年底以来，外国投资者被允许持有中国金融服务机构100%的股份，这是中国向外国机构开放金融服务业努力的一部分（见此处的公告）。此外，中国推出了国家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版本的清单，规定了外国实体可进入的服务业，目的是加强跨境服务贸易（见此处的公告）。

[0][13]由Simon Black、Anthony Liu、Natalija Novta、James Roaf和Karlygash Zhunussova撰写。

[0][14]对各国不同类型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详细分析，可参见Parry等人（2022年）。欧洲各国基于排放量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也称作总量限制与交易（cap-and-trade）机制，该机制对其覆盖的所有部门的总排放量设有上限；所覆盖的所有企业必须在每个交易期交出与其排放量相当的配额。

[0][15]中国的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非化石燃料发电占发电总量的39%，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占总消费的33%。根据中国设定的目标，到2025年，新型储能装机规模将达到3000万千瓦（主要通过电池系统实现），到2030年，抽水蓄能投产总规模将达到1.2亿千瓦。2019年，中国出台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RPS），确定了各省级区域的可再生能源电量和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量在电力消费中的占比目标。

（未完待续 五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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