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北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占比是全球南方的9倍

大脚吴妈

亲爱的朋友们：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是的，这期新闻稿的标题属实。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逻辑，全球北方的每个人相当于全球南方的九个人。这一计算依据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这些数据将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各国在该组织中的投票权与其人口规模进行对比。按照该组织的说法，每个国家会依据其“相对经济地位”获得投票权，以选举代表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该董事会负责作出该组织的所有重大决策。粗略一看董事会的构成就会发现，在这个对债务国家至关重要的多边机构中，全球北方的代表比例明显失衡。

例如，美国拥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 16.49% 的投票权，却仅占全球人口的 4.22%。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条款》（Articles of Agreement）规定，任何修改都必须获得85%的投票支持，美国因此组织的决策拥有否决权。结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职员在政策制定上往往听从美国政府的意见；此外，鉴于该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经常就其政策框架和具体政策决定与美国财政部进行磋商。



《牧场》，阿曼多·雷韦龙（委内瑞拉）作于1933年

2019年，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不再承认委内瑞拉政府，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压，要求其采取同样立场。委内瑞拉是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之一，曾多次向 其寻求援助，并于2007年偿还了所有未清偿贷款，随后决定不再向该组织申请短期援助。（事实上，委内瑞拉政府转而致力于建立南方银行，以便在出现国际收支短缺时向负债国提供过渡性贷款。）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间，委内瑞拉与大多数国家一样，试图动用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流动性提升计划中可支取的5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即该组织的“货币”）储备。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美国的压力下决定不予拨付这笔资金。在此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拒绝了委内瑞拉动用其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中4亿美元资金的请求。

尽管美国声称委内瑞拉的真正总统是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网站上仍承认，委内瑞拉在该组织的代表是西蒙·亚历杭德罗·塞尔帕·德尔加多（Simón Alejandro Zerpa Delgado），当时是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 Maduro）总统政府的财政部长。对于我们在 2020 年 3 月就拒绝拨款一事发出的邮件，该组织发言人拉斐尔·安斯帕赫（Raphael Anspach）未予回复，但他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成员国的接触以国际社会对其政府的正式承认为前提”。由于在这一承认上“没有明确性”，安斯帕赫写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疫情期间不允许委内瑞拉动用其自身的特别提款权配额。不久之后，该组织便突然将塞尔帕的名字从其网站上删除。这完全是出于美国的压力。

2023年，在中国上海举行的新开发银行（金砖银行）会议上，巴西总统卢拉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涉及较贫穷国家的政策“令人窒息”。谈到阿根廷的情况时，卢拉表示：“没有哪个政府能在债务缠身、犹如刀架在脖子上的情况下运作。银行必须有耐心，并在必要时续签协议。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银行向第三世界国家贷款时，人们往往觉得自己有权发号施令、管理该国的财政——仿佛这些国家成了贷款方的人质。”



《舞者》，本·恩翁乌（尼日利亚）作于1962年
一切关于“民主”的说辞，在面对现实中的权力本质——对资本的控制——时，皆显苍白无力。去年，乐施会（Oxfam）指出，“全球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其余95%的人类”，并指出，“全球市值最大的 50 家公司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总市值达 13.3 万亿美元）由亿万富翁控制或由亿万富翁担任主要股东”。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内阁中已有十余位亿万富翁。他们不再代表“1%”，而是万分之一，即0.0001%。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本世纪末，全球将出现五位万亿美元级富翁。他们主宰政府，也深刻影响着各类多边机构的运作。

1963年，尼日利亚外交部长贾贾·阿努查·恩杜布西·瓦丘库（Jaja Anucha Ndubuisi Wachuku）曾公开表达对联合国及其他多边机构的强烈不满。他指出，非洲国家在联合国的重要机构中“无权就任何重大事项表达自己的立场”。当时，没有一个非洲国家——也没有一个拉美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非洲国家也无力主导议程。瓦丘库在联合国愤怒发问：“我们难道注定永远只是阳台上的看客吗？”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24年新增了一个非洲代表席位，但这远不能满足非洲大陆的合理诉求。非洲目前拥有54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在190个成员国中比例最高），2000至2023年间也是该组织借贷项目最为活跃的地区（占比高达 46.8%），却仅拥有6.5%的投票份额，是除大洋洲之外投票权最低的地区。相比之下，北美仅有两个成员国，却拥有943,085张投票，而非洲54国的合计票数仅为326,033张。



《幸存者》，阿里乌内·贾涅（塞内加尔）作于2023年

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第三次大萧条之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启动一项改革进程。促使其进行改革的动因在于，当一个国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过渡性贷款时——这种贷款本应被视为不带任何偏见的财政支持——却往往在资本市场上对该国产生负面影响，因为寻求贷款被视为经济表现不佳的信号。结果，这个国家随后获得的贷款利率更高，从而进一步加重了最初促使其申请过渡性贷款的危机。

但问题远不止于此，更深层的症结在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历任总裁皆出自欧洲，这意味着全球南方在该组织领导层高位中始终缺席。组织的整个投票结构也在不断恶化——基于经济规模和对组织出资额的“份额投票”不断扩大，而更具民主性的“基本票”（一国一票）影响力却大幅削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同投票权分为两种形式：按公式计算的份额（CQS）和通过政治谈判确定的实际份额（AQS）。例如，根据2024年的测算，中国的AQS为6.39%，而CQS为13.72%。若要将中国的AQS提高至与CQS相匹配，就必须削减其他国家的份额，例如美国。美国的AQS为17.40%，若要容纳中国的增幅，就必须降至14.94%。这种减少将削弱美国的否决权。因此，美国在2014年否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议程。2023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议程再次以失败告终。



《我的海滩在哪里？大海把它带走了》，安东尼奥·索萨（巴西）作于2019年。

画作中的文字自左上至右下依次为：“爱”“和平”“我们与大海”“拯救”“星球”。

保罗·诺盖拉·巴蒂斯塔（Paulo Nogueira Batista Jr.）曾于2007年至2015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巴西及其他国家的执行董事，2015年至2017年任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现为中国权威期刊《文化纵横》国际版撰稿人。他在2024年6月发表的题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出路》的重要文章中，为该组织提出了七点改革议程：

放宽贷款附加条件的限制。

削减长期贷款的附加费。

加强优惠贷款力度，以消除贫困。

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整体资源。

提高基本投票权的权重，让较贫穷国家获得更多代表性。

为非洲大陆在执行董事会增设第三个席位。

设立第五位副总裁职位，由较贫穷国家人士担任。

巴蒂斯塔指出，如果全球北方无视这些最基本、最合理的改革建议，“发达国家将成为一个空壳机构的唯一所有者”。他预言，全球南方将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转而在金砖国家等新兴平台的框架下组建新的机构。事实上，这类机构已经在建设中，例如在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失败后设立的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CRA）。但巴蒂斯塔写道，CRA“基本上仍处于停滞状态”。

在真正实现突破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是唯一能够为较贫穷国家提供所需融资的机构。正因如此，即便是像斯里兰卡这样在2025年利息支出占总支出的41%的进步派政府，也不得不前往华盛顿，手持礼帽、面带微笑地经过白宫，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

热忱的， Vijay


作者：微信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