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香港保险在全球范围内无可替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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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险，何以无双

HONG KONG INSURANCE





窥探港险独有价值







今天想和大家探讨一个颇具深度的话题：香港保险为何在全球范围内都显得如此独特，甚至难以被替代？

我将分上下两篇，从宏观（行业与市场）和微观（资产配置）两个维度，系统梳理我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希望读完这两篇文章后，你能对香港保险建立起更立体的认知——不再局限于“全球投资、7%复利、多种币种选择”这类略显表面的宣传语，而是真正理解其背后的价值逻辑。



1、“我向外扩张”

《庄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

在进入正题之前，想先聊点有意思的。熟悉世界军事历史的朋友，应该听说过二战中德军的“万炮之王”古斯塔夫列车炮吧。

一颗炮弹长32米，重7吨，射程可达47千米。4000人忙活3个星期，只为开一炮。

维系将近一个世纪，号称“钢铁长城”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在48枚由古斯塔夫列车炮发射出的巨型炮弹的轰击下，彻底消失于地球，苏军24万人直接化为尘土。



那么问题就来了，地球上有没有哪种生物，能硬接一炮古斯塔夫而不死？



您猜怎么着？地球上确实存在着一位堪称“活化石”的生命奇迹。在它面前，我们所熟知的255岁加拉帕戈斯象龟、392岁格陵兰鲨，乃至2300岁的巨桶海绵——这些长寿明星竟显得如同朝生暮逝的蜉蝣一般短暂。

这位真正的“寿星”就是位于美国犹他州鱼湖国家森林公园的“潘多树”。整片占地42万平方米、总重超6000吨的颤杨林，实则同属一个生命体，至今已延续了八万多年的生命传奇。



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并非一片普通树林，而实质上是同一棵树不断“克隆”而成的生命共同体，它们共享同一根系，彼此相连。当这棵巨型颤杨最初破土萌芽时，人类的祖先还栖息在非洲大陆。

若你以为它能存活至今，是因为侥幸未曾遭遇灾劫，那就错了。研究人员在它身上发现了众多火灾留下的痕迹，证明即便是足以摧毁整片普通森林的大火，也未能伤及其根本——它太庞大、太广阔、太复杂了。烧焦的枝叶融入土壤，经由其内部系统高效转化，反而成为它继续成长的养分。

即便是在末次冰期，厚达200米的冰层覆盖万物、扼杀生机，它依然存活下来。

若要探寻它顽强生命力的来源，答案其实就藏在它的名字里——Pando，拉丁语意为“我向外扩展”。

今天并非要探讨生物学，而是希望借这个生命奇迹，引出香港保险所独有的那份“强韧”。它之所以难以被其他金融工具替代，正在于其几乎无法被摧毁的特质。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如同一枚巨型炮弹，直击香港市场。

1997年10月23日，那个被称为“黑色星期四”的日子，国际炒家大举沽空港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飙升至280%，恒生指数单日暴跌1211点，市值一日蒸发10.4%。

随后的历史，许多人都有所耳闻：香港政府动用1182亿港元外汇储备，与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正面交锋。港元汇率剧烈震荡，恒指累计下挫一万点，而过去十年持续飙涨的港股与港楼——香港投资的“三驾马车”中的两大支柱——在这场金融血战中遭受重创。



1998年8月28日，索罗斯最终未能突破香港特区政府构筑的坚固防线，只得折戟而归。这场被众多教科书引为经典案例的胜利，对我们而言实属来之不易。然而，这亦是一场代价沉重的“惨胜”——过程中不少机构被迫停业倒闭，更有众多股民与金融精英，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对决中不堪压力，走上了绝路。

但风暴之中亦有例外。根据香港统计处于1999年发布的《仓库业、通讯业、银行业、财务业、保险业及商用服务业按年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在当时被称为“三驾马车”的几大行业中，唯有香港保险业在这场危机中全身而退，未受重创。（如下表所示，保险业是唯一在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两年内，多项关键指标不降反升的行业。）



说香港保险业完全未受影响，确实不尽属实。受港股市场大幅下挫的冲击，保险公司持有的权益类资产价值显著下降，与之关联的投连险也出现严重亏损，进而引发大规模的退保潮。按理来说，当一个金融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时，身处其中的主要参与者又怎能完全置身事外？

正因如此，我必须首先指出：香港的保险公司并非孤军奋战。像我们熟知的友邦、保诚、宏利、安盛等，其实都是跨国金融巨头设在香港的分支机构。这些母公司资产规模动辄数千亿美元，实力雄厚堪比国家，自然不会对旗下重要分支所面临的困境坐视不管，关键时刻定会及时注资，伸出援手。



其次，这些公司并不会将全部资产集中于本地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潘多”一直秉持着“向外开拓”的发展理念。事实上，许多顶尖保险公司本身就具有跨国背景，它们擅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这并非简单的全球扩张，而更像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以香港保险市场为例，早在多年前就已向普通投资者提供可间接参与多国市场的外币保单。

需要了解的是，尽管分布于不同时区、地域及货币类别的股票、债券、外汇和大宗商品市场之间联系紧密，但各地监管机构仍会采取相应措施，以防范风险在不同市场间蔓延。例如，1988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推出了熔断机制：

这一机制类似于电路中的保险丝——当电流过载可能引发短路时，保险丝会先行熔断，切断电流，从而保护电器不受损。同样，当股市指数单日下跌幅度超过设定阈值时，交易将暂停一段时间，以避免市场因恐慌情绪而遭受更大冲击。

尽管熔断机制自推出以来曾引发不少争议，并历经多次调整，但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例如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股市曾在八个交易日内四次触发熔断。类似机制也存在于日本、英国、韩国等市场，旨在缓冲突发事件对本国股市的冲击，并降低境外金融危机的传导风险。



以英国保诚于1995年签发的“更美好”保障计划保单为例，该产品采用美元计价，其底层资产主要配置于美国国债和美国股票。这种结构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风险分散的效果。不可否认，亚洲金融风暴曾对全球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但在1997年10月27日，当美国股市面临急剧下跌时，熔断机制被迅速激活。随后在次日，道琼斯指数大幅反弹337.17点，创下当时单日最大涨幅纪录，市场信心得以快速恢复。



因此，早在1998年“索罗斯狙击香港”的风波尚未完全平息之际，保诚的这份美元保单便已开始实现正向收益。即便是在市场一片低迷的2008年金融风暴过后，其现价仍逆势上涨8.25%，最终达成24年年化收益率6.67%的亮眼成绩。

由此可见，香港保险公司善于通过跨市场配置，在捕捉增长红利的同时有效对冲风险。即便遭遇世纪级别的市场冲击，它们也能迅速将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并持续拓展布局，将业务根系延伸至更广阔的市场，汲取多元养分，不断强化自身实力。

如今，普通投资者可选择的香港保单货币种类已相当丰富，涵盖美元、人民币、英镑、欧元、新加坡元、澳元、加元、港币、澳门币等多种币种。不少单一产品更支持7至9种货币之间的灵活转换。

但切莫将这些保险公司简单视为“货币兑换点”。因为每一种可选的货币背后，都对应着一家公司在特定市场所构建的投资组合。这些组合由专业资产管理机构长期运作，并贯彻其独特且久经考验的投资理念。以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法国安盛为例，其规模超过1720亿欧元的投资组合，广泛覆盖欧美及亚洲十余个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券。即便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任一国家出现最高信用风险，对整个组合的影响也能控制在19%以内（考虑到公司总部位于法国，其资产配置向法国倾斜亦在情理之中）。



假如有一天香港保险业真的走向衰落，那必然是在它所在的一系列核心市场——这些市场如今汇聚了全球绝大部分财富——接连崩溃之后。而真到了那种境地，恐怕连货币本身都已失去意义。

但你或许仍会质疑：即便整个市场体系不出大乱子，单个保险公司会不会有风险？要是它们不履行合约、不向客户支付收益，该怎么办？像安盛这样规模的集团，或许“大到不能倒”；可那些规模较小的保险公司，万一经营不善破产了，又该如何应对？

这就不得不提到香港保险业中一项至关重要的机制——行业自律。它甚至比专门的监管机构更早成形，构成了整个行业稳健运行的基石。



2、历史悠久的行业与年轻的监管者

《庄子·逍遥游》有云：“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若论全球范围内最年轻的独立保险业监管机构，或许出乎许多人意料——它正是2015年12月7日正式成立的香港保险业监管局。尽管其前身可追溯至1990年设立的香港保险业监理处，但这更凸显出以下历史对比的意味深长：

早在1841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占领广州后，为避战火，怡和洋行便将谏当保险行从广州迁至香港，此举被视为香港保险业的开端。

而到了1871年，源自加拿大的永明金融登陆香港，开始推出分红型保险产品。短短数年后，在光绪三年的1877年，已有客户收到了他们派发的保单红利——此时，距离香港保监局成立，还有近一个半世纪之久。

与早在19世纪便已萌芽的香港保险市场相比，20世纪末才成立的保险监管机构确实显得资历尚浅。

一个行业比其监管者年长近一个半世纪，这听起来是否常见？

实则不然。

以美国为例，其保险监管体系几乎与寿险行业同步诞生。早在1851年，新罕布什尔州就设立了全美首个州级保险监管机构。而在此之前，美国人寿保险市场几乎一片空白——19世纪初全国售出的人寿保单不足百张，连保单的法律效力都备受争议。直至1869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保罗诉弗吉尼亚州"案中确立各州对保险业的监管权，这才奠定法律基石。

日本的寿险监管则兴起于二战后行业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在借鉴美英经验的基础上，长期执掌金融大权的大藏省专门设立保险部，对全国保险机构实施严格监管。此时距日本首家寿险公司明治生命（1881年创立）问世已逾半个世纪。

这些发达地区的监管机构都在行业起步阶段便已介入，通过确立合法性、规范运营准则、厘清行业边界等关键举措，为行业发展指明方向。

反观香港，保险业监理处直到1990年才成立，当时本地保险市场早已发展成熟，甚至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那么此前的百余年里，这个行业由谁来规范？

答案是行业自律。

即便在二战烽火中，香港保险业依然通过两大支柱维持运转：其一，跨国保险公司（如宏利、永明、保诚等）将经欧美市场验证的成熟模式引入香港；

其二，依靠行业公会协调各公司通过共保分保机制，共同应对战时激增的兵险、水险等特殊风险，坚守对客户的承诺。

这种自律传统与内地强监管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我们已习惯层层审批、频现罚单的监管环境，这种"全流程呵护"既保护消费者，也为保险公司构筑了安全网。

内地特有的"偿二代"风险监测体系和保险保障基金，确实形成了"100%兜底"的保障机制。

但值得思考的是，这种全方位保护是否会诱发道德风险？当企业知道总有退路时，是否更易推出激进产品，或进行不规范资金运作，最终走向被接管的结局？

从商业本质看，保险公司本应是最具韧性的商业实体，其抗风险能力源于三大特质：长期险带来的稳定现金流、再保险机制的风险分散、专业风控团队构建的精密保障体系。真正的百年老店，依靠的是遵循商业规律稳健经营，而非被动等待救援。

令人惊叹的是，在1990年前监管空白的漫长岁月里，香港竟无一家保险公司破产。同期（1986-1991年）美国却有逾50家寿险公司倒闭，这一对比尤为耐人寻味。

当184岁的行业"老精怪"遇上35岁的监管"新生代"，这种年龄差在世界保险发展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然而无论市场多么成熟，保险公司多么神通广大，全球保险业仍面临一个几乎无法规避的致命威胁——利差损。



3.不朽之木

《庄子·人间世》中有言：“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意思是，不成材的树木，正因为没什么用处，反而得以活得长久。

很多人说香港保单以美元计价，底层资产也多是美股、美债。那么问题来了——先不谈产品差异、投保条件、税收政策这些细节，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去买美国保单呢？

这里插一段历史小故事：如今我们普遍认为，长期持有优质股票的收益，往往远高于债券投资，这几乎是价值投资者的基本共识。但你知道这个观念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被广泛接受的吗？

至少在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可没几个金融大佬把股票当回事。

1906年的纽约，哪家保险公司要是拿钱去炒股，简直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于受到19世纪下半叶多家保险公司因炒股巨亏、濒临破产的影响，《1906年纽约州保险法》干脆把股票投资列为禁令，随后大多数州也纷纷跟进。当时，全美约九成险资都被禁止投资股票。

直到1924年，一个名叫埃德加·史密斯的人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作为长期投资工具的普通股》，并意外成为畅销书，美国社会对股票的普遍抵触情绪才开始扭转。史密斯通过研究1866至1922年的股市数据发现：以20年为周期，多元化的普通股投资组合，无论在收益还是本金安全性上，最终都跑赢了债券。这个结论，比公认的价值投资鼻祖、“华尔街教父”本杰明·格雷厄姆的经典著作《证券分析》（1934年出版）还要早了整整十年。



然而，作为华尔街的所在地、全球金融中心的纽约州，却一直坚持到1951年，在历经两年的激烈讨论后，才略微放开限制：允许将寿险公司对普通股的投资上限设定为3%。

这一比例意味着什么呢？我国早在2005年就已“开闸”允许保险公司进入股市，即便在监管最严格的时期，险资入市比例上限也达到了5%。正是这5%的比例，相当于158亿长期资金的注入，推动了2006年A股市场摆脱漫长的熊市，迎来了一轮亮眼的上涨行情。



今年初，一项重要的政策动向是，国有保险企业获准将其新增保费的30%投入股市。这一投资上限的显著提升，彰显出监管机构对市场放宽了尺度。



当然，如今美国保险资金进入股市已不再是新鲜事。“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无疑是全球投资者眼中的重要参照：一家保险公司的投资动向足以影响企业的命运——例如，伯克希尔不仅是苹果的第三大股东，更是可口可乐的最大股东。





甚至能够从局部细节中窥见全球政治经济复杂的联动关系。例如，近年来重仓日本五大商社、大举买入西方石油、减持股票转投美债——这些操作每一次都足以养活众多解读巴菲特动向的财经博主，仿佛在持续绘制一幅金融“推背图”。那么，为何过去美国在运用保险资金方面，却显得格外谨慎甚至有些过度呢？

从中美两国保险资金与股市互动的历史经验来看，我们或许可以归纳出两个主要原因：

首先，两国监管机构对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极为严格。在尚未充分理解权益市场运行逻辑的情况下，监管与机构普遍对其高波动和高风险属性抱有强烈的规避态度。

其次，保险资金一旦进入市场，其影响力不容小觑。动辄成百上千亿的资金规模，本身已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小型市场。加之这些资金大多属于十年以上的长期投资，“险资巨鲸”的每一次调仓，都会牵动一国金融市场的敏感神经。一旦某家大型保险机构出现问题，无异于在平静的资本海洋中投下深水炸弹，将危及无数家庭的资产安全。

此外，对于海外持仓比例接近50%的美债市场而言，若放任本土保险资金过度活跃，可能引发跨国资本流动的连锁反应：不仅会动摇美元资产作为“安全港”的市场共识，更可能导致各国央行外汇储备结构的重新配置。

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所引发的连锁危机，使得AIG——友邦保险的前母公司——轰然崩塌，甚至差点将顶尖投行高盛拖入深渊。这场堪称“女娲补天”级别的金融事故，在监管机构的集体意识中深深烙印下难以磨灭的危机记忆。



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保险资金似乎都难以摆脱一种“双重使命”的宿命：一方面，它被要求稳健如山，成为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基石；另一方面，又被期待灵活如活水，每一次流动都承载着监管者试图激发市场活力的强烈意愿。

自人寿保险行业诞生之日起，保险资金与本土金融市场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微妙而持续的博弈，而这一博弈往往最终导向相似的结局——利差损风险在某一时点集中爆发。

1990年代的日本，曾上演过一场极为惨烈的行业崩塌：
当日产生命保险在泡沫经济破裂后宣告破产，其失败逻辑至今仍在全球精算模型中反复警示后人——当保险公司承诺提供2.5%的终身年金收益，却遭遇零利率环境下的优质资产荒，便注定无法兑现对客户的收益承诺。利差损如同慢性毒药，逐渐侵蚀公司根基，最终在1997年令这家百年老店成为平成金融危机的第一个标志性牺牲者。

随后，东邦生命、第百生命等公司也接连陷入相同困境，拉开了所谓“保险舰队沉没”的序幕。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资产回报水平与保单承诺收益之间出现了致命错配：经济繁荣时期售出的高利率保单，在股市与房市双双崩盘之后，反而转化为蚕食企业资本的隐形炸弹。



美国的利差损失危机，其影响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仍未能完全消散。为快速走出上世纪70年代“滞胀”的困境，美国监管部门一度放宽了对人寿保险业投资活动的限制，而其中一项遗患深远的“败笔”在于：

允许保险资金投向高风险、高回报的垃圾债券，并以此向客户承诺更高的保单收益。这一措施效果立现，显著推动了美国人寿保险业的蓬勃发展。到1986年，该国寿险保费收入的年增长率甚至一度冲高至30.1%。

“执行人寿保险公司”（Executive Life Insurance）曾是这场变革中的典型“赢家”。该公司利用垃圾债券与国债之间平均5.3%的利差，获取了巨额利润。十年间，其资产规模扩张了16倍，报表上的总资产最高达到132亿美元，其中约六成投向了无评级的高收益垃圾债券。然而，随着1990年美国债券市场整体违约率急剧上升至10%以上，垃圾债券市场崩盘，该公司股价在1月份暴跌65.4%。仅仅三个月后，这家公司便宣告破产。



全美首屈一指的保险巨头——大都会人寿（Metlife），在此次债务危机中也遭受了沉重打击。经历这场冲击后，公司的资产收益率便始终未能超越保单结算利率。即便后来调降了新保单的利率，利差损问题仍持续存在，直至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未能完全化解。



这难以摆脱的阴影，并不会因利率周期的更迭而消散：

在利率下行的环境中，预定利率与资产实际收益之间的差距，如同缓慢发作的毒剂，持续消耗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以2016年欧洲央行全面实施负利率为例，德国安联保险当时估算：利率每维持在-0.5%一年，其寿险业务的利差损便会增加8亿欧元——那无异于在薄冰上凿洞取水，每一步都充满危险；

再看上世纪90年代，国内曾售出大量预定利率高达8%至9%的保单。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几轮刺激经济增长的降息浪潮，这些高息保单一度将平安这样的行业巨头推向危机的边缘。



在加息背景下，资产价值下滑与退保及保单贷款增加形成叠加效应，导致资产负债表承受显著波动。2022年美联储大幅加息425个基点，致使美国寿险公司所持有的规模逾3万亿美元的债券投资组合出现前所未有的账面亏损。参照下图所示的美国寿险业资产构成，这一部分资产约占行业总资产的47%，正面临严峻的贬值压力。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在已有近两百年历史的香港保险市场，我们很少听到“利差损”这个词呢？

（可能有朋友会联想到，今年开始香港分红险的演示利率上限设定为6.5%，这是否意味着香港监管部门开始关注“利差损”问题？是不是打算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监管呢？

最核心的原因在于，香港保险市场的主流产品，一直是保证收益较低的分红险和不设保底回报的投连险，极少推出那些承诺高保证利率的长期理财型保险。因此，保险公司需要刚性兑付的利息成本本身就非常有限。

以目前热销的多元货币储蓄分红计划为例，像安盛的“挚汇”这类明星产品，其保证内部回报率仅在0.2%左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然不少客户担心预期中7%的复利收益可能只是“空头支票”，但对保险公司而言，它们实际上是以极低的成本——甚至远低于银行贷款利率——获得了资金。理论上，只要最终实现约1%的复利收益，保险公司就已经盈利。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正是巴菲特在日本市场所采用的套利逻辑。



可以说，自该市场形成之初，它就已经在吸引那些愿意共同承担风险的客户群体。

此外，香港保险公司能够通过灵活调整经营策略实现自然对冲效应。正如前文所述，这些公司之所以能够推出多币种保险产品，是因为其业务遍布不同货币区域。当某一货币汇率发生波动时，其他货币区域的收益变动往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抵消。

我还专门研读了宏利官网关于如何在负利率环境下实现正向回报的专题文章。文中指出，采取积极主动的外汇管理策略，是应对低利率乃至负利率挑战的有效手段之一。与此同时，宏利还通过配置新兴市场债券等另类投资策略，多管齐下提升固定收益资产的整体回报率，从而尽可能控制风险暴露水平。







千万别低估这些非常规策略，因为其他地区的保险公司即便深谙此类“金融技巧”，也缺乏同样的操作余地来达成收益的稳健与增长。

为何如此？

其实前文已做了充分铺垫——核心就在于保险资金与本土经济之间血脉相连的依存关系。

英国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相对宽松，但在技术准备金投资方面，有一项特别的原则性要求——本地化原则：即在英国境内承保风险所对应的资产，原则上应投资于英国本土市场。而我国的保险资金，则明确承担着服务实体经济、改善民生的重要使命。



美国的保险资金在推动80年代经济走出“滞胀”困境、支持90年代互联网经济崛起等方面，均扮演了关键角色。然而，利益与风险往往相伴相生——当垃圾债市场出现大规模违约、互联网泡沫破裂时，保险资金在资产端同样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冲击。

日本的情况或许更为人们所熟知。在“失去的30年”中，其本土经济遭受重创。直至2012年，日本正式取消了对部分大类资产投资比例的限制，保险公司才得以更灵活地增配海外债券。其总投资比例从1995年的7%一路攀升至2022年的29%，海外债券也因此成为日本险资配置中仅次于国债的第二大资产类别。



当上世纪90年代日本多家保险公司因投资超低利率国债而遭遇“利差损”危机时，香港的保险资金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它们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一支机动灵活的债券投资力量。以宏利集团的固定收益团队为例，155名投资专家分布在14个国家和地区，持续捕捉全球市场的收益机遇。这种“全球猎手”式的投资策略，正源自其不受本土市场限制的独特制度优势。





本土险企最核心的脆弱性，往往源于其与本土经济之间千丝万缕的绑定。而香港的保险公司，则得以超越这种地缘牵绊，蜕变为在全球利率套利体系中游走的“金融异形体”——它们能敏锐地捕捉逐利机会，迅速移动；面对风险时，亦能冷静割舍、果断自保。

不必以世俗眼光评判其姿态，这正是离岸金融与生俱来的特质——它只需恪守契约，对保单持有人负责，而不必受制于某一经济体的起伏周期。

《庄子·人间世》中，匠石见到社庙旁的大树，树冠遮天、树干粗壮却无一可用之枝，因而感叹：“这是散木啊，做船会沉，做棺易腐，做器易毁，正因其‘不材’，方能如此长寿。”

不强求成为金融稳定或经济腾飞的工具，也不刻意扮演政策意志的象征——这种有意维持的“非工具性”，恰是香港保险业在危机与动荡中持续存续、不断延续的内在逻辑。

这或许正是庄子寓言在现代金融世界的一次幽微映照：在弱肉强食的资本丛林里，最强的生命力往往隐于“无用”之形。香港保险之所以能保持超然，不在于它能实现什么，而在于它可以“不实现”什么——不必固守某一片土地，不必依附某一种权威，只需追随资本天然的趋利本性，在监管的边缘地带完成自身的“逍遥游”。

当全球保险资金仍在利差损的泥泞中艰难跋涉，香港保险这棵庞大而老练的“不材之木”，正以其韧性与不羁，印证《庄子》自乱世淬炼而出的生命哲学：无用之用，终成其大用。



写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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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