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美中高层战略对话有三大启示 | 尚道编译第1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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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美中高层战略对话有三大启示

上周在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高层会议——在会议以一种直言不讳的相互指责为导火线——是双方精心安排的，双方表达了对对方的不满，划定了核心利益的红线，并要求对方改变行为。这也是两国在拜登担任总统期间首次有机会探讨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等共同利益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尽管出现了这样的戏剧性场面，但据报道，与会者的评论表明，双方确实希望继续对话，并找到具体的合作机会。

但总的来说，这次会议似乎证实了美国和中国陷入了一种新的冷战形式——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和核心利益冲突突出，在各种问题上竞争激烈，但在少数具体情况下仍有可能合作。



很大一部分问题在于现有的国际治理机制（其中绝大部分为二战结束后不久建立）已经过时，并已无力承担维护全球稳定的任务。以美国为核心的联盟系统实质是民主国家俱乐部，很难完成促进跨意识形态合作的任务。飞来飞去的七国或二十国峰会时断时续，而且耗费了太多时间就公报问题讲价。联合国提供了常设全球论坛，但安理会却因为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哗众取宠而陷入瘫痪。

我们所需要的是全球大国协调机制——上述非正式领导团体由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组成。19世纪欧洲的历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欧洲协调机制——一个由英国、法国、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于1815年组成的团体——在缺乏主导力量且意识形态多样化的基础上成功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欧洲协调机制建立在相互承诺的基础之上，即依靠定期沟通以及和平解决冲突来捍卫领土解决方案，结束拿破仑所挑起的血腥战争。

全球协调机制提供了最佳方案，来管理不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事务。参与成员包括中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和美国，合计占到全球GDP和军费开支约70%的份额。吸收上述六大重量级选手能够赋予全球协调机制地缘政治影响力，同时保护其避免沦为缺乏实用价值的空谈场所。

协调机制成员国将向常设总部派驻高级常驻代表，具体地点由各方商量得出。协调机制将视需要定期举行以解决危机为目的的首脑会晤。尽管不会成为正式成员，但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和美洲国家组织这四大区域性机构也将派常驻代表进入协调机制总部。在讨论影响上述地区的事务时，协调机制成员将邀请上述团体及其他相关国家代表参与探讨。

现代协调机制就像其19世纪的前身一样，能够促成持续的战略对话合作。无论政权类型如何，它都将邀请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坐上谈判桌，从而明确区分国内治理问题上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事务。协调机制将避免设立正式程序和成文规则，而是依靠说服和妥协来达成共识合作。



阿拉斯加州会议后，双方立即采取行动巩固各自的联盟在这一战略竞争。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参加本周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寻求与欧盟共同进行对中国的“制裁”。白宫还计划于4月9日欢迎日本首相菅义伟，他将成为首位访问美国的盟国政府首脑。与此同时，中国正在接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以加强两国应对共同对手美国的合作。北京方面还对某些欧洲官员和实体实施了制裁。

从过去一周的重大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结论:

如果安克雷奇会议的目的是让双方阐明战略分歧、红线和要求，以避免任何误解，那么会议成功了。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利益和要求彼此如此截然相反，并且如此公开地表达出来，因此在这个关头，双方达成任何妥协或和解的前景似乎相当遥远。更有可能的是，围绕这些分歧的旷日持久的斗争，充满了紧张局势和升级冲突的风险，包括东海和南海地区的武装冲突，甚至更糟。这清楚地表明，这种情况是一种现代版的冷战，或许应该结束关于这样一个标签是否合适的辩论。这一时期的最大挑战是管理好新冷战，防止它演变成一场双方都有共同利益的热战。

竞争将超过合作：两国在国家价值观和核心利益上的尖锐分歧所引发的冲突，以及在安克雷奇突出表现出来的不信任，将主导并影响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他们将在经济、贸易、技术、网络安全、军事和地缘政治领域展开竞争。在一些共同关心的特定领域仍有合作空间，如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流行病，以及来自朝鲜、伊朗和缅甸等国的挑战。事实上，成立一个气候变化协调小组是双方在为期两天的会晤中达成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成果。然而，这些可能的合作机会，即使实现，也不太可能改变战略竞争的基本性质。

双方既向各自国家的公众发表讲话，也向对方公众发表讲话：在安克雷奇公开、有力地阐述各自国家的立场，也意味着向两国的国内民众表明立场。对拜登而言，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转移共和党对中国软弱的批评。拜登政府试图证明，在与北京打交道时，他的的措施比特朗普政府更有效——盟友是他政策的核心。如果拜登不断演变的对华政策被广泛认为足够强硬，那么政府就有回旋余地确保中国在某些问题上的合作。

最终，中美国之间正在形成的战略竞争的结果将由各自国内决定。这将取决于两国国内努力的成功，以发展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经济增长，通过培训工人以适应未来的就业机会来促进充分就业，并通过解决各种形式的不平等来提高社会凝聚力。如果这成为现实，这将是这场比赛的一个积极结果。但出现负面结果的风险——包括威胁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冲突升级——高得令人不安。

作者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洪川（Hung Tran）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three-implications-of-the-us-china-confrontation-in-anch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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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尚道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