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ce|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副代表李鑫:绿色金融和“一带一路”发展

FREEDOM326

5月25日，共话绿色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与低碳发展论坛在京举办。论坛由生态环境部指导，“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简称绿色联盟）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中金研究院联合主办，旨在探讨绿色金融与低碳发展协同支持绿色丝绸之路建设的前景与路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副代表李鑫参加了“绿色丝绸之路建设与绿色金融”专题论坛，发表演讲并与参会嘉宾讨论。



绿色金融和“一带一路”发展

很高兴有机会和各位资深专家一起谈绿色金融和“一带一路”的发展。下面我从国际减排合作以及IMF工作的角度谈下我的看法。

一、气候融资的紧迫性

发展对环境友好的绿色经济是个很大的话题，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话题。其中，包括减排和应对全球变暖带来的影响，也包括减少对空气、水质以及土壤的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议题。现在的国际合作聚焦在各国二氧化碳减排上，也就是各国碳中和、碳达峰的计划上。我想这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从人类生产活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再到全球温度的上升，这个传导过程非常明晰。第二，全球变暖导致的气候变化以及极端天气是产生其他各种环境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是对人类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活动影响最大的因素。第三，二氧化碳的排放具有非常显著的全球负外部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计划，但在地球上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超级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全球各国通力合作才能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当然说解决气候变化也不是非常准确，因为全球气温已经升上去的部分是不太可能在短期或者中长期内降下来；已经造成的气候变化会长时间与人类社会共存。现在我们所做的努力是为了尽可能减少进一步的气候变化的速度以及降低它对环境以及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

气候融资的全球需求巨大，根据我们的估算，就是把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每年需要相当全球GDP 2.3%的全球融资。但这并不全是新的融资，其中大概占全球GDP 2%的融资可以通过从棕色投资向绿色投资的重新导向来实现。发达经济体承诺从2020年开始每年向发展中国家筹集1,000亿美元的绿色投资和增强气候适应性的资金。从过去几年看，这个实际规模大概在每年600-800亿美元范围，还有一定上升空间。很多发展中经济体也对减排做出了承诺，并表示额外努力将取决于外部其他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

二、碳定价

要实现气候融资的目标，碳定价和绿色金融就好比一辆车的两个轮子，一枚硬币相辅相成的两面。碳定价主要指通过碳税、碳排放交易系统以及其它政策工具实现对棕色投资的抑制以及对绿色投资的正向激励。碳定价可以实现两个作用，首先是可以抑制棕色投资，为本国以及跨国的绿色投资提供资金。第二是可以纠正二氧化碳排放的负外部性，传递一个正确的价格信号，使得绿色投资和非绿色投资处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竞争，从而促进私人部门对绿色行业投资的兴趣。一个基本情况是，我们都知道如果各国只是实现他们在巴黎协定中承诺的“国家自主贡献”（NDC），那是没有办法把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即便是按照每年每个国家承诺的NDC来看，现在全球二氧化碳的平均税价是每吨2美元左右。为实现将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根据我们的初步估算，相当于到2030年全球碳税价格要逐渐提升到75美元/吨以上。这里面还有一个巨大的差距。因此，建立具有国际共识的最低碳税标准是迫在眉睫的。

三、绿色金融

第二个轮子，也是今天的主题，就是绿色金融。首先我认为绿色金融和绿色融资是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我的理解，绿色融资是我们想取得的结果。绿色金融还包括为了实现和支持绿色融资，一个国家所提供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政策环境的建设。在这方面，我想说三点：金融基础设施和政策环境的建设主要包括要加强ESG（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数据的披露，以及建立一个国际和国内统一的绿色项目执行标准。二是加强和气候相关的风险评估，包括气候变化导致的风险以及各个国家在绿色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风险。金融监管部门应该为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设立一个新的审慎框架。三是气候变化也可以影响到传统的棕色投资项目估值，以及不同能源相对价格的变化，从而影响宏观价格的波动。这就和货币政策联系到一起，是各国央行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在“一带一路”国家中，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以东盟十国中比较发达的五国为例，他们本国金融市场发展得相对比较好，这些国家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政策环境建设在实现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方面显得非常重要。

回到绿色投资上，绿色投资可分成三个方向：第一，节能减排方向的投资。大家说的比较多，这里不过多赘述。第二，为了适应气候变化、增加对气候变化的韧性所做的投资也是绿色投资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全球变暖还有极端气候和天气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有显著不对称性，全球范围内，我们估算每年新增用于适应气候变化、增强气候变化韧性投资的公共资金大概占GDP的3%。对于太平洋岛国、加勒比海的小国来说，这个比例就大得多。以汤加为例，未来十年每年在这方面的投资要占GDP的14%左右。第三，绿色能源技术的投资。这里各国需要讨论的是哪些国家适合于自主研发，哪些国家更适于利用技术转移带来的福利。在很多新能源领域，中国已经跨越了那一道门槛，尤其是在风能、太阳能利用上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这个平台，持续推广绿色技术转移，为其他国家的绿色增长提供更多的帮助。

四、IMF的作用

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气候变化和宏观经济的相关性越来越高，气候变化政策本身也成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IMF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为我们的190个成员国提供宏观经济政策建议。为此，IMF已经将气候变化和气候政策纳入与成员国的第四条款磋商当中。同时，我们正在碳定价、广义绿色金融研究、政策制定以及能力建设方面与成员国政府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机制开展广泛合作。

问：如果未来碳的价格涨到75美元/吨，按照中国现在每年碳排放大概在100亿吨左右来算，可能资金供给端减少了7,500亿美元/年。与此同时，未来资金需求端，绿色投资要占GDP的2.3%。这可能会产生一个非常典型的滞胀问题，IMF对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政策建议？



李鑫

要实现2摄氏度目标的话，我们需要的绿色融资大概是每年全球GDP的2.3%左右。如果在保持其他投资规模不变，额外增加2.3%，肯定是更不容易达成的目标。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做了估算，通过碳定价，尤其是碳税的制定，可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促使原来一些棕色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投资转移、引导到绿色行业的投资上。这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两种机制来完成。第一个是通过相对价格的变化，第二个是碳定价本身就可以为政府筹集大量资金，对公共部门投入到绿色公共品上面的投资，也可以缓解政府在财政上的压力。基于这些假设，我觉得它不会带来滞胀的效应。因为它是全球经济结构向更绿色、更有效、更低碳的经济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绿色经济对就业更友好，同时会有助于全球就业市场在疫情之后的恢复。

问：在增长方面不一定是“滞” 的影响，但从价格因素来看，价格上涨了，是不是意味着可能未来在绿色转型过程中有那么一段时间通胀压力会比较大？

李鑫



不同能源的相对价格变化在短期内有可能通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传导使终端产品的价格发生变化，从而可能使一个国家在宏观上出现看得见的价格波动性。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这是各国央行应该考虑的问题，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考虑到绿色经济转型在短期内对宏观价格造成的压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副代表李鑫在“共话绿色丝绸之路——‘一带一路’ 绿色金融与低碳发展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免责声明

本次论坛中的观点仅代表发言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其所在机构及“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观点。

来源：中金研究院



推荐阅读



中国一带一路网｜“一带一路”国际交通研讨会在西安召开



               
作者：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BRIGC